Category: 健闻专评

文｜方舟子

用装过化工产品的油罐车运输食用油不是什么新鲜事，十几年前就有媒体揭露过，这十几年来也多次揭露过，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突然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官媒纷纷出来抨击这个事件，国务院、各级政府组成了调查小组要彻查。这件事被说得非常恐怖。央视说，用装过化工产品的油罐车运输食用油，相当于投毒。媒体采访的那些做伪科普的人，例如中国农业大学著名的水货副教授朱毅，尽管被我揭露过很多次，现在还在以“食品安全专家”的面目出现，也把这事说得很恐怖，说吃了这种食用油有可能中毒。吓得很多人不敢在市场上买食用油，说以后要改用土榨的花生油、菜籽油，或自炼猪油。

其实这事没那么可怕。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为这种做法洗白。运食用油应该用专用车，不应该跟运输化工产品的车混用。混用应该受谴责，也应该处理。只不过大家没必要因此就吓得不敢买市场上的油了。这种事对超市卖的油，特别是大企业生产的大品牌食用油没有影响。大企业的食用油是一体化生产的，油料进了厂就压榨，压榨完了精炼、灌装、包装，是一条龙生产线。出厂的时候已经包装好了，全过程没有经过油罐车运输。所以，这次涉及到的中储粮、汇福集团有点冤枉。有些超市把这两家生产的油下架了，其实它们卖的散装油跟他们卖的包装油没有关系。

它们生产的散装油到哪去了？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些散装油属于刚刚压榨出来，还没有精炼过的“毛油”，被小企业买去了。小企业没有压榨条件，就从大油厂买毛油来精炼，作为自己的品牌油上市。毛油里本来就含有很多杂质，要经过精炼，去除杂质之后才能吃。经过精炼之后，里面含有的杂质，包括污染油罐车的杂质就都被去除了。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些散装油是精炼过、可以直接食用的成品油。这次报道的散装油有一个发票上写着“一级豆油”，就是已经精炼过的。毛油精炼过之后，会根据精炼的程度分级，一级是最后的一个级别，表明是可以吃的成品油。

买精炼过的散装油干什么用呢？一种情况是卖给食品加工企业、餐饮业。这种企业要用很多油，为了降低成本就要用散装油，而不会到市场上买小包装的油。还有一种情况是卖给小作坊、小微企业，小油厂本身没有精炼油的条件，就买散装的食用油进行分装，作为自己的品牌上市，有的杂牌油就是这么来的。有人查过这次涉及到的油罐车的去向，有一辆把一级大豆油运到了陕西勉县的一家油脂厂。我查了这家油脂厂，是一个很小的企业，它的业务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有自己的小品牌油，显然是买来散装油简单地分装上市。那些品牌大家可能都没听说过，什么“汉家香”“立欣”，估计就是卖给当地的老乡。还有一个业务是给当地的学校食堂供货，也给民政部门供货，用于扶贫救灾。这是要直接吃的，这种情况就有健康风险了。

健康风险究竟有多大呢？媒体采访了所谓做科普的人，把这事说得非常恐怖。我前面说到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副教授朱毅，都已经被我揭露了多少年了，本来就不学无术，一个学马列出身的，摇身一变成了食品安全专家，直到现在，媒体还把她的话当成权威依据。她把这事说得非常恐怖，说这些油罐车之前运过煤制油，煤制油含有不饱和烃、芳香族烃、硫化物等成分将影响人体健康，可能导致中毒，对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造成损伤。这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

煤制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煤液化，经过精炼得到的产品，这次涉及到的产品是液化的石蜡。石蜡本身没有毒，如果经过纯化变成食品级的石蜡，还可以吃。油罐车运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没有经过纯化的工业级石蜡，里面的确会含有对人体有害的芳香烃之类，但消费者并不是直接把工业级的液体石蜡吃下去。食用油受到石蜡污染的量很少。运过液体石蜡的油罐车如果没有清洗，据司机说有十几公斤残留。《新京报》报道说，一个油罐车运35吨大豆油，那么十几公斤煤制油残留混到里面，量只有万分之几。里面的杂质和有害物质更少，可能只有十几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可以忽略不计。更何况不管是食品加工还是烹饪，每次用油的量本来就很少，里边受污染的杂质更是少得可以忽略不计，肯定不会让人中毒。朱毅就是在胡说八道，说吃了这种油会对消化系统造成损伤，她是不是以为煤制油就是煤油？谈话直接喝的？煤油直接喝下去当然会对消化系统造成损伤，但这是煤制油不是煤油，那么一点点污染物怎么可能对消化系统造成损伤呢？她还说会对呼吸系统造成损伤，那更是胡说八道。难道把油直接往鼻子里灌吗？不然的话怎么会损伤到呼吸系统？可见这种人完全是不学无术。

有人说，以前媒体报道过，这种油罐车不只是运煤制油，还运别的化工产品，是不是会有更大的危害呢？如果运的化工产品是低毒产品，那一点点残留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也跟煤制油一样，可以忽略。如果是剧毒的危险化学品，要用专门的、特殊的危化品罐车运，不能用普通罐车运。没有哪个司机敢用普通罐车运危险化学品，因为对他们自己也会造成危险。

所以，这事只是听上去比较恶心，至于健康风险，比地沟油、农药残留还要低。如果因此吓坏了，不敢再买超市的油吃，而去买土榨的油或者自己榨油吃，健康风险更大。小作坊榨卫生条件非常糟糕，而且土榨的油没有经过精炼，里面有一大堆杂质，这些杂质有的会对健康有害。例如土榨的花生油就会受到黄曲霉素污染，而黄曲霉素是强烈致癌物，所以，吃土榨的花生油对人体的危害更大。猪油则富含饱和脂肪酸，吃了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在这个事件中，我觉得最恶心的是鲁花集团。鲁花集团发了一个声明，说它运油都是专用车辆，不要说运过化工产品，连运过转基因油、劣质食用油的车都不用。鲁花集团一直在抹黑转基因，已经很多年了。因为鲁花集团的产品主要是花生油，而目前没有转基因花生，所以它就标榜自己是健康的非转基因的油，以此攻击抹黑转基因的大豆油和转基因的菜籽油。这一次又借机抹黑转基因。鲁花集团强调说运油是专用的车，难道在生产过程中还要用到油罐车吗？莫非它是从别的企业运来散装油，然后像小作坊一样分装上市的？否则强调自有专门车辆来运输油是什么意思呢？而且，以前有媒体报道过，鲁花集团为了降低运输成本，自己没有一辆运输车，把运输交给了物流公司，现在怎么突然标榜自己有专门的运油车辆呢？这不纯粹就是在骗人吗？对于这种骗子企业卖的任何产品，大家都不要信，不要买。

2024.07.10录制
2024.07.30整理

文｜方舟子

香港明星周海媚在北京去世，送去抢救的医院有一个员工把她的病历晒到了网上，然后被北京警方抓了，说他泄露病人隐私。泄露病人隐私在职业上属于不道德行为，应该由医院处理；在法律上属于民事纠纷，跟警方有啥关系？如果涉嫌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必须情节比较严重才能达到量罪的标准。根据最高法院的解释，至少要传播、提供、销售信息50条以上才算犯罪。就像王志安10年前在网上大量公开别人银行账号的信息，才是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但当时警方根本就不处理。所以，中国警察是该处理的不处理，不该处理、不该抓的反而抓得随心所欲，让中国的法治成了笑话。

警方这么一抓，相当于确认了网上公布的周海媚的病历是真的，不是恶搞。为什么会怀疑是恶搞呢？因为病历里有些内容非常荒唐。病历里说，周海媚送到医院时，“意识丧失，全身僵硬、冰凉，可见尸斑”“心跳停止，呼吸停止”，意味着人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但医院还是进行了抢救，开了3种药：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静推）、碳酸氢钠注射液和氯化钠注射液（静滴）。病历上还有医嘱说“如有不适，随时就诊”，这应该是病历模板里的，没有改，但那3种药是真的用了，往死人身上打点滴难道是想起死回生吗？把这3种药当成神药了？中国的医生就是这么神，居然对死了很久的病人也进行抢救。网上有不少医生说，用这3种药是抢救休克病人的常规做法，无可厚非，很正常。中国这些医生弱智到连休克和死亡都分不清楚的地步了。

生前就有传闻，说周海媚得了红斑狼疮。最早是她的同事说出来的，但周海媚本人否认，说自己得的不是红斑狼疮，而是血小板低下。但在这份病历里，她的病史写的就是红斑狼疮，所以确认了她生前的确得了红斑狼疮。正因为她得了红斑狼疮，她又曾经晒过接种国产新冠疫苗的照片，现在突然去世，网上就有阴谋论，说她是接种了国产新冠疫苗才死的。法轮功网上的视频节目因此散布说，得了红斑狼疮的人不能接种疫苗。法轮功的人一贯反对疫苗，这次以为又抓住一个机会来妖魔化疫苗了。这是很可笑的，因为周海媚晒接种新冠疫苗照片是一年前的事了，怎么可能过了一年才突然由于接种疫苗死了？

但是有很多人就相信这种说法，因为网上有很多医生都在说，如果是红斑狼疮患者，就先不要接种疫苗了。这也是中国医生神奇的地方，跟国际医学界完全背道而驰。美国风湿病学会、美国疾控中心都建议红斑狼疮患者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因为红斑狼疮患者的免疫功能比较低，如果被感染，病情会比一般人严重，所以应该尽快接种预防感染、预防重症。有人说，你说的是美国的疫苗，周海媚是死于中国国产的灭活疫苗。中国国产的新冠疫苗跟美国的相比，只不过是没那么有效，有可能根本无效，甚至有可能导致病情加重，但疫苗接种之后，产生的副作用不会那么可怕，不会有什么特别严重、能让人过一年死亡的不良反应。更何况中国医生反对的并不只是新冠疫苗，他们建议的是红斑狼疮患者暂时不要接种所有的疫苗，这完全就是想当然了。以为红斑狼疮患者免疫系统有问题，就都不要接种，完全是老中医思维。

红斑狼疮的一个典型症状是，脸部的两颊会出现大面积蝴蝶状的红斑，就像被狼抓过一样，所以叫这么一个名称。它是一种慢性的自身免疫病。免疫系统本来是为了对付入侵的外来物，比如病原体。所以，免疫系统能够区分并保护我们自身的细胞，不去攻击它，而会产生抗体去攻击外来的病原体。但是有些人的免疫系统乱了，产生的抗体反而去攻击自己的细胞，这就叫自身免疫病。红斑狼疮就是一种自身免疫病。大部分红斑狼疮患者身体产生的抗体，是什么样的细胞都会攻击的，导致身体的各种组织、器官如果遭到了抗体的攻击，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红斑狼疮有时很难跟其他疾病区分开来，就是因为其表现跟各种各样的疾病症状都很类似。比如抗体攻击了心脏细胞，就会导致心脏病，这是红斑狼疮导致死亡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抗体攻击的是肾脏细胞，就会导致肾病，最终导致肾衰竭，这是红斑狼疮致死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红斑狼疮是一种比较凶险的疾病，没法根治，但是有药物可以控制。目前针对红斑狼疮的药物主要是这几类：一类是皮质类固醇类激素，一类是免疫抑制剂，还有就是氯喹之类的抗疟疾药物。红斑狼疮患者只要经过正规的治疗，大部分都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预期寿命跟其他人是一样的。

所以，红斑狼疮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讳疾忌医，不去接受正规的治疗，而去相信那些江湖术士、老中医。由于红斑狼疮没法根治，就成了老中医最喜欢吹牛说能够根治、手到病除的病。很多人相信了这种话，反而耽误了病情。网上有传言说，周海媚就是相信中医，所以被中医给耽误了。这目前没有证据，我们不知道周海媚究竟是什么原因死的，是不是真的相信中医。有这种传言可能是因为她最后被送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去抢救，但送到北京中医医院不等于是看中医，医生开的3种“起死回生”的药也都是西药。

不过，如果周海媚相信中医也不奇怪，因为中国很多明星的科学素养都很差，也都迷信中医，有的因此也被中医害了，比如以前的陈晓旭就是被中医害死的。所以，红斑狼疮没那么可怕，更可怕的是老中医。

2023.12.15录制
2024.1.20整理

文 | 方舟子

此前广州曾经公布过这一轮疫情的数据：有3万多人感染，90%都没有症状，没有一例重症、危重症，更没有一例死亡。我当时就说这个数据非常假，假得离谱。现在它公布的最新数说有16万人感染，同样约九成没有症状，有4名重症或危重症，没有一例死亡。简单地算一下，广州这轮疫情的重症率是0.002%，病死率是零。这个数据假得离谱。

我经常举圣地亚哥的疫情数据来做对比，一方面，圣地亚哥的数据跟其他地方的数据比较一致，另外一方面，圣地亚哥的数据最详细，也是我最熟悉的，因为我一直在跟踪。2022年以来，圣地亚哥流行的同样是奥密克戎变异，其重症率(美国的重症率指的是住院的比例)是2.7%，死亡率是0.2%。有人会说，因为美国不像中国那样做过全员核酸，所以有很多漏检。是的，是有很多的漏检。特别是现在，很多人都是在家里用抗原检测盒自测，测完了也不上报，所以的确有很多漏检。有研究说，在奥密克戎期间，南加州的实际感染人数是确诊病例的2.5倍。那就把确诊病例的重症率除以2.5倍，重症率还有1%。退一步说，即使所有的圣地亚哥人都被感染了，重症率也有0.4%，而中国广州的重症率只有0.002%，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更何况广州还没有人死亡。可见广州的数据是假的。

不仅广州的疫情数据是假的，我最近发现台湾的疫情数据也是假的。我以前不太注意台湾的疫情数据，为什么现在注意了呢？因为在这段时间，中国推出了一个防疫专家，香港大学的教授金冬雁，号称是搞病毒学的。可能中国内地的专家，像钟南山、张文宏，名声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好了，所以从香港找一个人来做宣传。他的一个宣传点是，奥密克戎变异现在毒性非常弱了，比流感还要弱得多，被感染后99.5%以上都没有症状或者是轻症。我看了这个采访后问，他究竟哪来的数据？有人说他根据的应该是台湾的数据。台湾公布的2022年以来的数据，说感染者99.55%是无症状或者轻症，跟金冬雁的说法是相符的。

金冬雁拿台湾的数据来证明奥密克戎毒性变得非常弱，本来就不对。台湾的数据是在普遍接种了疫苗，特别是信使RNA疫苗以后的结果，并不是奥密克戎本身毒性的体现。其次，台湾这个数据同样是假的，而且也假得离谱。如果像台湾数据所说， 99.55%都是轻症或无症状，也就意味着台湾的重症率只有0.45%，跟圣地亚哥的重症率2.7%比低得多了。虽然不像广州那么低，但也是偏低的。如果圣地亚哥所有人都被感染过，那么重症率才与台湾的相当。

如果不纠缠重症率的问题，我们从病死的人数这个⻆度也能说明台湾的数据假得离谱。台湾跟广州不一样，它公布了病死，而且病死人数是比较合理的。台湾公布出的病死率是0.17%，跟圣地亚哥的病死率0.2%很接近，所以台湾的病死人数是可信的。但是如果把台湾病死人数除以重症（台湾按日本说法称为“中症”）人数，得出的重症病死率就会高得吓人，是35%左右。如果只算其中的危重症（台湾按日本说法称为“重症”），病死率更是高得吓人，是85%。

为什么这两个数据高得吓人呢？美国的重症病死率(也就是住院以后病死的比例)是5%左右，危重症的病死率(也就是进了ICU的死亡比例)是20%~30%。进ICU的病人中大约60%要上呼吸机，上了呼吸机以后的死亡比例大约是50%。拿这些数据跟台湾的数据做对比就会发现，台湾的数据完全是不可信的。台湾的重症病死率高达35%，而美国只有5%，差了7倍。更可怕的是危重症的病死率，台湾是85%，美国只有20%~30%。这意味着台湾的病人如果进了ICU，十之八九是要死的，死亡的比例居然比美国插管上呼吸机的比例还要高。

再看分组的数据，更会发现台湾的数据是完全不可信的。比如台湾30岁年龄段的重症病死率高达20%，而圣地亚哥80岁以上的老人感染住院的死亡比例只有15%。台湾的年轻人的重症死亡比例居然比美国80岁以上的老人还要高，这不是非常可笑吗？所以台湾这个数据完全是不可信的。它的死亡的人数是可信的，感染的人数可能也是可信的，但重症、危重症的人数是不可信的。台湾的重症病死率、危重症病死率都是高得惊人的，甚至比医疗系统崩溃的时候还要高。疫情早期的2020年，各国面对新冠都焦头烂额。因为准备不足，而且也没有处理经验，那时候住院的病死率、 危重症的病死率比现在要高，但也没有高到台湾那种程度。其实即使对住院的、进ICU的病人不采取什么救治措施，也不会有这么高的死亡比例。这么高的死亡比例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这个数据完全是编造的；一种是台湾不仅医疗条件极差，而且人进了医院以后反而会被搞死。这两种可能性台湾要选哪一种呢？当然最好还是选数据造假，否则就相当于台湾的医院在杀人。

我以前也揭露过台湾在防疫方面造假。例如台湾“高端疫苗”编造假数据，我以前已经揭露过了。台湾人和大陆人都是中国人，同文同种，同样很喜欢造假，台湾在这方面显得很中国。造假，目的当然是为了政治。广州为什么要造出重症比例只有十万分之二、死亡率为零这么可笑的数据呢?就是为了宣传现在奥密克戎的毒性已经低得比流感还要低了。流感的重症率1%，病死率0.1%，广州的数据比流感还要小得多，所以广州的专家全都出来说，现在的奥密克戎毒性比流感还要轻，广州可以逐步放开了。

台湾也是为了放开大造舆论，要让轻症、 无症状的比例高达99.5%以上，让人们觉得即使被新冠感染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虽然台湾的数据造假不像广州那么离谱，但用意是一样的。不过台湾在编造数据时没有考虑周全，为了提高轻症、无症状的比例压低了重症的人数，没想到反而显得重症、危重症的病死率高得离谱，以至于可以让人们怀疑台湾的医疗系统不仅崩溃了，而 且在杀人。

广州造出的假数据同样难以自圆其说。假如广州说的16万人感染只有4个重症、危重症是真的，那么简单算一下：如果 广州1500万人全部被感染，也就只有400个重症、危重症，而且可能根本就没有死亡。这个数据是比流感低得多了，为什么不全面放开？怎么还在严防死守一种即使所有人被感染也只有400个人需要住院治疗的传染 病？这不是显得非常可笑吗？

不管是台湾还是广州，他们在造假数据的时候考虑得很不周全，顾头不顾腚。只能说明这些造假数据的专家、领导实际水平是非常差的。也可以说他们造假数据造得肆无忌惮，再离谱的数据也
敢拿出来，不怕人们质疑。我一直在质疑中国的数据，上海的数据本来就已经假得离谱了，广州的数据比上海的数据还假。

2022.12.3录制
2023.2.18.整理

文｜金拓

就新冠病毒疫情管控，饶毅最近贴了一篇转发颇广的网文；文章以香港大学一个团队贴出的一篇未经同行评议的研究论文的结论为依据，提出了中国应对疫情的几个选择，包括进口和推广mRNA疫苗实现群体免疫后开放和普及接种国产灭活病毒疫苗实现群体免疫后开放。饶毅的这篇文章至少有两个错误：1）对于香港大学团队的反常的研究结论未加分析地接受，作为其提出建议的依据，很不科学；2）饶毅关于普及国产疫苗后开放的建议与国产疫苗接种率已经高于英国等西方国家，却没有像那些国家那样因群体免疫的建立而开放的事实相抵。下面，我们对饶毅的说法做些点评。

饶毅说：“RNA疫苗对突变的预防作用，例如奥密克戎，并非很好。接种过现有RNA疫苗者，仍可以感染奥密克戎。现有的RNA疫苗也不一定能够预防以后的突变种。”

疫苗唤起的免疫响应包括特异性抗体和特异性T细胞。一方面，两者特别是后者因抗原提呈路径的不同而多寡或有无；另一方面，两者对变异病毒的防范或抑制更大不相同。对于多位点变异的奥密克戎变种，现有疫苗所唤起的抗体对于阻断病毒进入宿主细胞已无作用；而唤起的特异性T杀伤细胞却能摧毁已被病毒感染的自体细胞，有效地阻断奥密克戎变种的大量复制。饶毅谈疫苗对奥密克戎的作用，只谈预防，不谈抑制，很不全面。

饶毅用黑体字说：“目前，在中国推广RNA疫苗最大的障碍并非有些人认为的是中国爱面子、或因为疫苗付费国外厂家，而是其副作用。很多人接种RNA疫苗后出现发热等，而它们并非不令人担忧的症状。”

这段话离谱得惨不忍睹。中国大陆民众没有接种上海复星医药贴牌的德国mRNA疫苗是因为至今没有批准其上市，根本不存在这项选择，不是因为顾虑发热等正常副反应。香港同时上市了复星贴牌的mRNA疫苗和科兴生产的灭活病毒疫苗。虽然，老年人选择灭活病毒疫苗的偏多，超过65%，总体上，选择mRNA疫苗的人数更多。更重要的是mRNA疫苗注射后不到一天的低烧实属正常的副反应，与T辅助细胞的激活相关；饶毅把正常的副反应当作“在中国推广RNA疫苗的最大障碍”，实在令人费解。

关于两种疫苗的效果，饶毅继续说道：“我国生产的疫苗，效果一直被认为低于国外疫苗。因为香港使用了国内和国外的疫苗，最近这次香港爆发新冠为客观比较中外疫苗提供了绝佳的资料。香港的资料显示：国内外已经大规模使用的疫苗预防最新病毒变种的作用都不很好。但是疫苗可以减轻症状和降低死亡率。比较国外使用最多的RNA疫苗和国内使用最多的科兴灭活疫苗，在第二针之前国外的疫苗效果优于国内的。第三针后，两者在预防的作用还是国外的好些，但在减轻症状和降低死亡率方面，国内外的疫苗效果非常接近，都达98%左右的效果，没有统计差别。这是重要信息，意味着中国有很好的走出疫情的路径：加强疫苗接种，并辅以普及科学知识。”

对于一位已有坚定观点的外行，笃信网上传来的符合自己观点的网文并不意外。但，一位医学或药学相关的学者见到反常的新观点，总要下载原文读读，研判不同结论的论据和实验数据，才好决定认可何方，才能用作自己进一步推论的依据。饶毅不像是做了这项功课。我下载了港大团队的这篇未经同行评议的原文，发现写得相当粗燥：没有统计感染病死人数，而是将中等症状以上者与病死者统计在一起，没有计算感染病死率，没有给出数据处理方法和计算公式。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的结论既与其他国家四期临床研究的结果相左，更与两种疫苗不同的抗原提呈机制唤起不同的免疫响应的原理不符；而且没有就其原因做任何说明。颠覆常识在科学上常见，但没有理由或强大证据的颠覆一般不被接受，不看理由和证据的而接受颠覆性结论并加以引用更不是科学家的做法。

道理上，抗体对多位点变异的奥密克戎不再有效，而激活的特异性T杀伤细胞可应对变异的病毒是疫苗领域的常识。T杀伤细胞的激活须要将抗原蛋白递送到抗原提呈细胞的胞浆，经由MHC-I受体提呈是常识。灭活病毒颗粒不具有这样的递送功能，而mRNA疫苗100%地在靶细胞的胞浆表达抗原蛋白也是疫苗学常识。数据上，接种了科兴的灭活病毒疫苗的智利与接种了辉瑞mRNA疫苗的新加波的奥密克戎感染比例相当，而感染病死率则新加波不到智利的30%。 香港以外的大样本四期临床数据与疫苗学原理一致。

如果上面的讨论还不够一针见血，下面饶毅据此得出的结论则像矛一样刺向了他笃信两种疫苗对变异病毒作用相当的盾。饶毅在最后章节“普及我国灭活疫苗后开放”中总结道：“有了这样的资料，我国应该可以推广国产疫苗，它不仅是国产，而且有效，更重要的是，它的副作用明显低于国外的RNA疫苗，这样就更容易为我国老年人和婴幼儿所接受。”

事实上，中国大陆新冠疫苗接种的人口比例已经高于很多西方国家。现在，接种了mRNA疫苗的英国等国已经因为群体免疫免疫的建立而开放。如果两种疫苗在应对病毒，特别是变种病毒上效果相近，中国岂不已经建立了群体免疫，具备了开放经济活动的条件，何须在许多大城市暂停经济活动，调动人力物力资源，全民“动态清零”？

看来，饶毅在新冠疫苗上的这篇发言轻率了。饶毅这样的科学相关的网络大咖一旦有不准确的言论，影响不小，值得专文指出。

转自《新语丝》XYS20200407

文 | 方舟子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辉的团队宣布他们发现了经络。他们说，经络一向被认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他们用红外显像技术能够看到人体上面是有经络的，所以就号称发现经络了。这并不是第一次有人声称看到了人体上的经络，几十年来不断地有中国人、韩国人甚至朝鲜人宣布，用某一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发现了人体存在经络。不久前国内也有一家公司的研究人员宣布通过注射显影剂的方法看到了人体上的经络。李辉团队说他们首次看到经络，肯定是不准确的。

所有的这些经络研究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都是热闹一阵以后就慢慢地被忘掉了，所以才会不断地宣布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了经络，但是没有一次是得到世界公认的，一直到现在，生物学、解剖学的教科书都没有说人体存在着经络。第二，所有的这些发现写成的论文都是发表在很低档次的期刊上。像李辉团队的这篇论文发表在《定量生物学》上，虽然是一本英文杂志，其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的，其主编、副主编、编委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在上面发表论文的基本上也都是中国人。它的影响因子只有1左右，是档次低得不能再低的一份学术期刊。如果发现了人体存在着一个经络系统，这是非常重大的发现，怎么把这么重大的发现拿到这么低档次的期刊上面发表呢？这说明了，只要稍微上一点档次的期刊都认为这种研究是不可信的。

李辉团队的这项研究有新颖之处，不是简单地发现了经络，而是号称要靠喝茶才能发现经络。他们声称试过了几百种中药、食品，最后发现只有喝茶“归经感最强”。意思是说，喝了茶以后才能够很容易地用红外显像技术看出经络，吃、喝别的东西都不行。这说明茶里头有某一种非常神秘的物质让人能够看到经络。按照李辉团队的说法，很可能是一种叫黄酮醇的物质。他们说，他们喝黄茶的时候一开始都是看不到经络的，后来在贵州找到了一株茶树，黄酮醇的含量特别高，这样才看到了经络。这不就意味着，他们认为能够让人看到经络的那种神秘物质就是黄酮醇吗？

但是，根据他们研究的结果，不只是喝茶会让人看到经络，喝不同品种的茶看到的经络还不一样。喝红茶、绿茶、青茶、白茶、黑茶、黄茶的“归经”都是不一样的，看到的经络叶是不一样的。这就奇怪了：难道这些不同品种的茶含有不同的神秘物质，才会有这么大的区别？这些茶只是在制作工艺上有差别，有的氧化程度比较高，有的氧化程度比较低；有的是经过发酵的，有的是没有经过发酵的……只是在制作方法上有一些差别，不可能存在本质的不同。为什么喝按不同的工艺制作出来的茶却有这么不同的结果呢？这就很奇怪。

更奇怪的是，他们说喝茶要看到经络很快，喝茶以后几秒钟马上就能看到经络。几秒钟的时间未免快得离谱。喝了茶先到胃里，还要到小肠里物质才被吸收，吸收以后由血液循环送到了全身。这个过程几秒钟绝对完不成。如果茶叶里含有黄酮醇之类的神秘物质，肯定不是通过人体的消化、吸收这种方式起作用的。只能是通过魔法起作用，只有魔法才会这么迅速地让人体马上发生变化，几秒钟之内立竿见影。如果是老中医做这种研究我还可以理解，因为中医在本质上跟巫术也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作为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去做这种类似于魔法、巫术的研究，对得起你受的教育吗？

复旦的这些人说“经络一向被认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说法是错的。中国古人一向认为经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医最推崇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面说得清清楚楚，经络是通过度量活人的外表和解剖死人的尸体，用肉眼看到的。而且它还说，看到的经络大的叫做“经脉”，小的叫做“络脉”，统称就叫“经络”。《黄帝内经》还说，经络里面是走血的，血有的多、有的少，有的清、有的浊。这就清清楚楚地说明，古人说的经络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血管，“经脉”指的是大的血管，“络脉”就是小的血管，皮下的小静脉网络。经络不只是看得见，还摸得着。中医最讲究“号脉”，不就是在摸经脉吗？中医摸的那个地方号称是“手太阴肺经”，号称能够摸到的跳动是“气的跳动”，根据它就可以知道身体的情况。但我们现在知道，号脉摸的“手太阴肺经”其实就是桡动脉，“气的跳动”实际上是心脏跳动带动了脉搏。从这点也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中医说的“经络”指的就是血管。

但是，中国古人做解剖是非常粗糙的，他们虽然认为经络是走血的血管，但是乱画，跟实际的血管的走向很大部分是不重叠的。等到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医发现他们经络其实跟血管不重叠，是古人画错了，但是他们不认错，这时候他们就找到一条退路来给中医辩解，说经络不是西医说的血管，而是另外一个系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时候经络才变成了看不见、摸不着、还没有被现代医学发现的一个“神秘的系统”。这是现代以来的事了。

但是，我们根据一些很简单的常识就可以知道，我们人体里头是不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的系统的。我举个例子：医生要开刀动手术，对于开刀的那个地方的血管、神经分布的情况都要知道得非常地清楚，避免一刀下去割错了血管、神经，麻烦可就大了。但是有哪一个外科医生在动手术之前还要研究一下，动刀的那个地方的经络是怎么样的？会有哪一个外科医生担心，这一刀下去把经脉给割断了？从来就没有人这么担心。。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中医认为我们人体“有12条经脉”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有6条通过我们的下肢，下肢这6条经脉决定着我们人体五腑六脏的很多功能。经脉一旦不通、断了，人肯定是不行了，肯定是身体健康出问题了。但是，世界上有很多截肢的人，他们的下肢全部截掉了，6条经脉都没了，按中医的理论，6条经脉都断了，即使不会说马上就死，至少身体会出很大的问题。但是，截肢的人除了行动不方便以外，他们跟四肢健全的人没有区别，身体的状况其实是一样的。这不就证明了，说什么在下肢有6条无比重要的经脉，纯粹就是胡扯，就是想象出来的。

古人限于技术条件、认识水平，对人体有很多错误的认识，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奇怪的是，到现在还有人去相信古人了不起，能够通过什么神秘的方式发现了现代科学还没有发现的一个神秘的系统。把古人当成像神一样来崇拜，这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不是一个搞科研的人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治学态度。如果研究的是魔法、巫术那就无可厚非了，搞魔法、搞巫术都认为越古越好。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这帮教授，他们的思维就不是科学思维，而是魔法思维，是崇拜古人的魔法思维。所以，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还是改一个名称好了，叫做“复旦大学魔法学院”才名符其实。

2021.5.6.

肿瘤生物治疗领域确实存在乱象，但张煜的指责并不都在点上。

文 | 孙滔

4月18日，北医三院肿瘤内科医生张煜在知乎发文，实名揭露肿瘤治疗黑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肿瘤的治疗不应该会人财两空，而应该治疗效果比目前更好并且花费更少。那么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人财两空的悲剧发生？实事求是的说，很多是由负责治疗肿瘤的医生造成的。”

张煜为此请求国家早日设立医疗红线，遏制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医疗行为。据悉，国家卫健委已经对此开展调查核实。

这一事件背后蕴含的关键问题是：肿瘤医生是不是一定要遵从最权威的肿瘤治疗指南？个性化治疗以及超适应症治疗应该如何把握尺度？部分医生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是否能仅仅依靠监管来解决问题？

张煜称：“高度怀疑有的科室制定了统一的策略，不遵从最权威的肿瘤治疗指南（中国 CSCO 指南、美国 NCCN 指南或欧洲 ESMO 指南），对肿瘤患者故意不采用标准治疗方案而改用其它方案，并且有充分证据表明这种方案更改对患者有害无利，因为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花费、毒副反应甚至死亡率。”

西安：4岁眼癌女孩手术成功 主要部位肿瘤已经摘除。2014年12月18日下午，西安市唐都医院，在经过了4个小时的手术后赵子涵被抬下手术台转往重症监护室。图片：CFP

对此，药智网联合创始人李天泉告诉为何鸭，在中国除了治疗指南，还有各个病种的临床路径供各科医生参考。不过一些基层医生可能不太熟悉这些指南，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指南的公开程度不够，必须要对有关期刊付费才能获取。

李天泉说，对于肿瘤的治疗，医生会根据最新文献、报道或者自己的理解来用药，当然也有医生会考虑相关利益来用药，因为中国医生的收入直接和用药、检验和耗材挂钩，如果完全按规范用药、没有回扣，可能就要安于贫穷。

据悉，对于张煜提及的高通量测序技术（NGS），一次检测费用在1.6万元到2万元，而医生可能得到近50%的回扣。

肿瘤学专家、原协和医学院教授王晨光不完全认同张煜的看法。他认为大部分医生能按照权威指南来诊疗，同时癌症有几百种不同类型，精准治疗必不可少。“当然，这种情况下医生也不能随意用药。超适应症用药建议必须在穷尽指南规定的治疗方法、在科学上成立、有一定的循证医学支撑并需要报请医院相应的伦理委员会，而患者的知情则是前提。” 

王晨光对为何鸭表示，以张煜提到的PD-1抑制剂为例，这种用于治疗癌症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上市有六七种之多，而各家公司的PD-1抑制剂适应症不同，并且每个公司都在努力扩大它的适应症范围，以覆盖更多患者群体，所以某些PD-1抑制剂是可以用于一些癌症术后的，这跟张煜对医生滥用 PD-1抑制剂的指控不一致。

王晨光表示，PD-1抗体药物治疗当前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张煜并没有提到其中主要的问题。例如，不同公司的药物，不同的肿瘤类型，PD-1抗体药物的临床使用是有不同标准的。这个标准需要伴随PD-L1（PD-1的主要配体）表达水平、MSI和肿瘤突变负荷（TMB）等指标做调整，很多医生并不清楚这点，听任第三方检测机构忽悠。另外，“NGS是用来检测肿瘤组织的TMB，辅助药物选择，但被严重滥用。中国在使用NGS辅助肿瘤药物治疗上远超世界水平，这是这几年NGS产能过剩的后遗症。”

2015年04月15日，广州市，中山一院医生通过外科手术机器人给患者切除肠肿瘤。图片：CFP

此外，以治疗黑色素瘤上市的可瑞达（Keytruda）为例，上市后适应症不断扩大，但每种适应症获批时，都有相应的患者筛选标准。不满足这些标准的使用则属于滥用，这种情况当前在临床上比较严重。

在王晨光看来，本质上，药物是否滥用的关键决定于医生对循证医学原则的把握水平。首先医生必须对疾病、药物的作用机制、患者的疾病类型非常了解，并且还要知道在疾病已经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或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的情况下，有没有合理的可替代药品。

对于另一项张煜提及的疗法NKT 治疗，则属于未正式审批的新技术。NKT，即自然杀伤性T细胞，该技术有望成为一种新型免疫疗法。据王晨光的看法，中国的细胞治疗简直“领先”于全世界，很多医院在1990年代就开始用，后来遇到魏则西事件被卫健委叫停。如今这种疗法只被允许用于免费的临床研究。那么，如果陆巍“每次治疗费用多达 3 万”则肯定不合理、不合法。

文 | 李长青（来源：为何鸭）

新冠病毒检测目前主要依靠鼻咽拭子采样核酸检测，但有少数国家在推行或考虑增加肛拭子检测，还引发了国际舆论和外交争执。

推行肛拭子的理由是比常规的鼻拭子检测更准确，比如有的专家就宣称有的病人鼻拭子检测阴性但肛拭子检测阳性，包括一些已没有症状的新冠病毒感染康复者。

但根据医疗规范、防疫科学和当前的证据，这种检查不应该大规模和常规进行，目前常规和广泛肛拭子新冠病毒检测应该立即叫停。理由如下：

第一，理论依据缺乏

目前国内外对新冠病毒感染途径的共识依然是呼吸道传播。至于是飞沫传播还是空气传播，虽然有些争议，但呼吸道传播的主流认识没有变。虽然一直有人怀疑消化道传播，但并没有可靠的证据。中外研究人员都有在病人粪便中检测到病毒核酸，但并没有证明存在可以传播疾病的病毒颗粒。检测的目的是发现能够传播疾病的病人和携带者，如果发现的只是一些无传播力的核酸，就没有防疫和临床意义。

核酸检测的特点决定了，它是一个灵敏度极高的检测方法。灵敏度极高的检测方法的主要问题是假阳性过高。换句话说，就是会检出一些核酸阳性，但没有症状，也不会传播病毒的人。增加肛拭子检测无助于纠正这个主要缺点，反而会放大它。

第二，证据缺乏

以往肛拭子几乎没有用在呼吸道传播疾病的检测和筛查，这种检查方法仅限于少数寄生虫病。虽然新冠病毒感染是一种新的疾病，但如果要超越常规，依然需要提供足够的证据。目前并没有证据提示肛拭子提高了检测效率，减少了疫情传播。

第三，资源浪费

依据常识，呼吸道传播是比肠道传播更快速和难以预防的传播方式。针对呼吸道传播的预防策略可以同时减少和避免肠道传播，反过来却不行。况且当今一般城市的供水和下水道设计也让疾病更难通过肠道传播。所以即便新冠病毒可以部分经过肠道传播，也不值得投入过多精力。

第四，阻碍防疫

核酸检测的目的是诊断和筛查，作为诊断和筛查的工具，不仅要有相当的准确性，关键还要简便可行。鼻咽拭子核酸检测被普及是因为方便快速，所以被全世界接受。而肛拭子相比鼻咽拭子显然有很多不便，这会阻碍检测的自觉性。就算肛拭子比鼻咽拭子更灵敏，但自愿接受检测的人减少，反而会降低检出率，影响防疫效果。

在疫情初期，曾有医生建议增加CT作为筛查手段，这个建议被部分地方采纳后，给人们造成了很多不便，因为预料之中的不可行，也逐渐被抛弃。肛拭子筛查策略也没有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就匆忙推行，按照以往的规律，不可靠的措施最终会被抛弃，但在此之前会给正常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和损失。

因此，笔者建议，出于研究目的，肛拭子检测或许可以在恰当的人群中继续谨慎进行，但在找到可靠证据之前，不应该广泛实践，建议立即叫停。

有相当比例的人，身具肝癌高危因素而不自知。

文 | 李长青

知名影星吴孟达（被人亲切地称为“达叔”）前几日因肝癌入院接受治疗，昨日（2月27日）传出医治无效去世的消息。

影星因癌去世总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如果影星罹患的是比较少见，病因也基本无法预防的癌症，对于大众防癌意识提高来说意义不大。如果是比较常见的，有比较明确的预防和筛查意义的癌症，大众关注的意义就很大。

肝癌就属于后者。

直接死因及并发症

了解肝癌患者的主要死因，以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对于肝癌患者和家属来说非常重要。由于未见具体报道，关于达叔的直接死因只能推测。

肝癌患者最直接、最凶险的死亡原因是肝癌结节破裂。有的肝癌患者一直病情较为平稳，按照临床估计还有几个月至半年的生存期，却突然腹部剧痛，病情恶化，继而出现血压下降等休克表现，这往往就是肝癌结节破裂造成的。结节破裂可以发生在外力作用下，也可以是自发性的破裂。

达叔入院做了手术，但并无确切消息指出是否切除了癌灶。有报道说，达叔去世之前有持续疼痛，“好痛、好辛苦”（吴孟达语），且“病情来得快、走得急”（周星驰语），由此推测，癌结节破裂致死的可能性较大。

肝癌患者的第二种常见死因是感染。肝癌患者和很多恶性肿瘤患者一样，容易发生感染，包括呼吸道、消化道和皮肤等部位的感染，而且发生感染后容易恶化和播散。

肝癌患者很多是在肝硬化基础上发展而来，除了常见的感染以外，还容易出现腹膜腔的感染，这是因为很多病人合并有腹水。腹腔积液是细菌的良好培养基，细菌可以越过肠道屏障、通过血流来到腹水中定植，产生腹膜炎。另外，因为和胆道系统的密切关系，肝癌患者还会出现胆道的梗阻，继发胆道感染。

对于肝癌病人，感染难以控制，会导致肾功能障碍、感染性休克等等，都是致死率极高的并发症。

肝癌病人最令人感到不适的死因是消化道出血。这可以表现为大量呕血，也可以表现为大量便血。原因主要和肠道静脉的回流机制有关：肠道的静脉血在回到心脏之前，大多要通过门静脉流经肝脏，因为从肠道收集到的很多营养元素需要留在肝脏，以便合成各种人体需要的蛋白质等大分子，有些肠道来的毒素也需要经过肝脏解毒。肝癌和肝硬化患者的门静脉压力增高，很多静脉血重新改道到其他部位回流，导致这些地方的静脉曲张、压力增高，最终破裂。呕血如果误吸可以导致窒息而死，如果出血难以控制，病人将死于失血性休克。

有些慢性肝病患者，包括肝癌和肝硬化，在后期还会陷入一种特殊的昏迷当中。在昏迷之前，有的患者可能会有时间长短不一的性格和情绪异常、睡眠倒错、智力下降等等。家属可能会认为是单纯的心理和精神症状，而实际上是一种肝病患者常见的并发症，叫做肝性脑病。

前面提到，很多肠道的毒素要经过肝脏解毒，以免进入全身循环导致中毒。这里面的一种毒素是肠道细菌产生的氨，正常情况下在肝脏用于氨基酸代谢，或者转变成铵离子排出体外。如果大量的氨未经解毒进入体循环，就会通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干扰脑细胞的功能。大部分肝性脑病表现为反复发作和缓解，但持续的肝昏迷状态则意味着肝功能严重衰竭，脑细胞和组织也将陷入不可逆的破坏。

肝脏还是多种凝血因子的制造工厂，肝功能衰竭还会导致全身各处的出凝血功能障碍；感染、肿瘤弥漫转移则会导致一种叫做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危重并发症。这种并发症出现后，全身的小血管内出现小血栓，耗竭了凝血因子，致全身多部位出血不止。这种急症极为凶险，基本没有挽救的可能。

接近一半的乙肝阳性者不自知

肝癌在国内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201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肝癌位列中国最常见恶性肿瘤的第四位，死亡人数第二位，中国每年有近40万人被诊断出肝癌，每年死于肝癌的人数大约有36.8万。

除了发病率高以外，肝癌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是其病因。肝癌的主要类型是肝细胞癌，占肝癌总数的90%以上，而肝细胞癌在世界各地患病率相差极大。以患病率最高的蒙古国为例，每百万人口的肝细胞癌患病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以上。原因主要是蒙古国有极高的乙肝和丙肝感染率，另外还有严重的国民酗酒问题。在肝炎病毒感染率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肝细胞癌的发生主要与酒精和代谢相关。

中国人口众多，地区间气候和生活迥异；东南沿海潮湿地带肝癌高发，这可能与因气候原因导致的黄曲霉菌污染食物有关——黄曲霉毒素是明确的肝癌病因。

达叔的肝癌具体病因目前未见报道，如果按照统计概率推测，乙肝病毒相关可能性最大。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香港人乙肝病毒血清抗原阳性率为7.8%，大部分是在香港施行全民乙肝疫苗之前出生的人（8.3%），全民疫苗计划之后出生的人口中阳性率仅有1.8%。接近一半的阳性者（48%）在此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有乙肝。临床上，很多肝癌病人直到被诊断出肝癌才知道自己是乙肝病毒感染者。

这提醒公众，有必要认真对待自己的乙肝病毒检查。

尽管肝癌的诊断和治疗逐年进步，但总体来说目前仍然是治疗效果欠佳的一种恶性肿瘤。根据美国癌症学会的统计，大约有44%的肝癌患者能够得到早期诊断，而早期诊断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也只有33%；如果肿瘤已经扩散到周围组织或淋巴结，五年生存率是11%；如果有远处器官转移，五年生存率则只有2%。

预防与筛查

要预防肝癌，首先要关注肝癌病因的大头。当今中国肝癌病因的大头依然是乙肝病毒感染。要减少乙肝病毒感染，最佳措施是不遗余力地继续推进全民免疫计划。中国经过多年的疫苗接种，目前年轻和新出生人口的乙肝感染率已经很低，肝癌发病率也逐年下降。到一定时候，其它因素，比如酗酒、黄曲霉毒素污染等因素将会成为新的大头。

对于个体来说，则要根据各自情况确定需要关注的重点。如果是明确有乙肝感染的，需要决定是否应该做抗乙肝治疗。丙肝病毒目前已有比较成熟的根治方案，关键是要明确是否感染。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任何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一生中至少要检测一次丙肝病毒，孕妇每次妊娠都需要检测丙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接受过输血和其他血液制品，或做过器官移植，以及HIV感染者都需要进行丙肝检测。酗酒者戒酒或减少酒精摄入，除了预防肝癌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健康意义，自不必说。

对于国人来说，一个需要强调的保健常识是不要吃中药，包括那些以保肝养肝为名头的中药。保肝养肝并不是严格的医学概念，更多是一种商业炒作。正常的肝脏不用去保养，有病的肝脏也保养不好，需要针对性的治疗。很多中药倒是有明确的伤肝报道。虽然中药是否增加肝癌的风险还不明确，但已经有台湾和新加坡的研究人员在亚洲的肝癌病人中检测到了马兜铃内酰胺的特异突变，后者存在于很多含马兜铃酸的中药中。

如果明确自己存在可以导致肝癌的高危因素，比如乙肝或丙肝携带、患有酒精性或非酒精性肝病，关注重点除了如何消除危险因素，还要考虑肝癌的筛查。中国2020年新发布的原发性肝癌筛查指南，按照有无肝硬化，以及各种危险因素的评分，将肝癌风险分为高中低不同的等级，推荐相应的筛查策略。

对于已经明确诊断为肝癌的患者，最需要关注的就是如何活得长和活得好了。尽管肝癌的治疗效果还不尽如人意，但讳疾忌医依然不可取。不过如何选择最佳治疗，让生命延长的同时又保证生活质量，超过了本文能够探讨的范畴。

或许有人会觉得，和病人探讨他们会如何死亡显得有些残忍，然而，以上信息却可以为病人及其家属做重大决策提供关键参考。

文 | 方舟子

前一段时间，中国的舆论一直在造谣、抹黑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这些美国的疫苗。但是最近中国的舆论开始转向，变成了强调这些美国疫苗的背后其实是有“中国的力量”的，有中国人、中国公司重度参与研发。原因可能是上海复星医药公司从国外进口了辉瑞疫苗，把它改叫“复必泰”这个很老中医的名称，在香港获得了紧急使用的授权。该公司老总也说了，要尽快申请在中国大陆上市、销售该疫苗。所以就不好再抹黑它了。

我说这款疫苗实际上是辉瑞的疫苗，复星公司肯定不同意。按国内的说法，这款疫苗是复星和德国公司BioNTech合作研发的，自始至终都重度参与了研发工作。BioNTech公司的确最早设计出了我们今天说的辉瑞疫苗那款疫苗。这家公司一直在做信使RNA疫苗方面的研究。新冠疫情发生以后，他们看准了机会，很快就设计出了针对新冠病毒的信使RNA疫苗。

但是，这家公司是一家比较小的生物技术公司，没有能力和财力做后续的研发，做临床试验来证明设计出来的疫苗是有效和安全的。它必须去找合作伙伴和拉投资。在去年二月上旬，该公司的老总飞到美国的波士顿去找投资。上海复星公司的人打听到这个消息，抢先跟这个老总在波士顿见面，签了合作协议。这个合作协议规定，复星公司答应给德国公司3500万美元的投资，并用5000万美元买下德国公司的一批股票，而且复星公司还要在中国做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德国公司就把它的新冠疫苗在大中华地区的代理权给了复星医药公司，销售所得利润四六分成。

为什么复星公司花这么少的钱就把这个疫苗在大中华地区的代理权给买下来了呢？除了这家德国公司当时比较缺钱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中国的新冠疫情是全世界最严重的，要做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最好到中国去，找一家中国公司合作是最合适的。

德国公司跟复星公司签好了协议，四天以后跟辉瑞公司谈成了合作。辉瑞公司财大气粗，决定为新冠疫苗的研发投资十几亿美元，而且承担了后续的研发工作，包括做临床试验、研究大规模的生产工艺。辉瑞希望能垄断全世界的疫苗市场，但是因为德国公司在和辉瑞公司谈判之前已经把大中华地区授权给复星了，所以辉瑞就只有除了大中华地区以外的市场。

辉瑞和复星都做临床试验，但是复星做临床试验的那款疫苗跟现在的辉瑞疫苗不是同一款疫苗。差别在哪里呢？

新冠病毒的表面有一种蛋白质叫“S蛋白”，它类似于一把钥匙，用它把细胞的门打开了，病毒才能够进入细胞。人类的细胞表面有受体，可以跟S蛋白结合，受体就相当于一个锁，S蛋白这把钥匙把这个锁打开，病毒就进去了。研发新冠疫苗就是要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针对S蛋白的抗体，抗体像一块橡皮泥一样把这把钥匙给包住了，新冠病毒就没法打开细胞的门进入细胞。

德国公司研发的是RNA疫苗，RNA编码蛋白质，细胞以该RNA为模版生产蛋白质作为产生抗体的抗原。德国公司设计了两款疫苗，一款只是编码S蛋白的一个片断，这个片断是S蛋白跟细胞的受体结合的那一部分。如果产生只针对这一部分的抗体，相当于把钥匙的尖给包住了，也能阻止新冠病毒进入细胞。另外一款疫苗编码的是全部的S蛋白。辉瑞测试的结果发现第二款疫苗的结果很好，就一期、二期、三期临床试验一步步往下做。

复星在中国做临床试验用的是第一款疫苗，只做了一期临床试验，做不下去了。到去年11月份，辉瑞的三期临床试验的中期结果出来了，发现这个疫苗的有效性非常高，达到了95%，安全性也很好。这时复星才拿了辉瑞的这款疫苗回头做二期的临床试验。辉瑞几个月前已经做过这款疫苗的二期临床试验了，所以复星的试验完全是多余的，就是为了能够在中国向国家药监申请上市。中国国家药监局要求疫苗要在中国上市必须有自己的临床数据。但是复星没法做三期的临床试验，因为在中国已经没有做三期临床试验的条件，复星也没能力去国外做。他们现在的说法是，就拿国外已经做好的三期临床试验去申请在中国上市，说人家已经做过了，就没有必要再做了。如果这样的理由也行，他们干嘛还去做二期临床试验？二期临床试验辉瑞也早已经做过了。

而且，三期临床试验是辉瑞做的，这些数据都是辉瑞搞出来的。复星拿辉瑞的数据要去申请在中国上市，不知道有没有得到辉瑞的许可，有没有谈成合作协议。辉瑞花了那么多的钱来做这些临床试验，如果无偿提供数据给复星申请在中国上市，倒是显得很大公无私。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复星的“复必泰”疫苗实际上就是辉瑞的疫苗，复星没有参与这款疫苗的研发，最多就是买下了这款疫苗的代理权。它所谓的研发工作，只是做了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二期临床试验，如此而已。

最近这一段时间，中国的舆论在吹捧一个叫王年爽的中国研究人员，说他是美国疫苗研发的大功臣。王年爽2009年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之后去清华大学读结构生物学博士学位，研究蛋白质的结构，就是施一公搞的那个领域。但他不是跟施一公学的，可能施一公瞧不上这种比较差的大学来的毕业生，不愿意招他。他的导师是王新泉。2014年王年爽拿到了博士学位以后，到美国达特茅思大学的一个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

2012年暴发了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那个实验室当时的研究课题，就是设计能够针对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的疫苗。中东呼吸综合征是一种冠状病毒导致的，我上面提到，设计冠状病毒疫苗都是针对其表面的S蛋白。他们就去研究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的S蛋白结构，看什么样的结构最易引起抗原-抗体反应。王年爽分到的课题是，把S蛋白上面的氨基酸序列改一改，做一些突变，看哪一种突变会让蛋白质的结构变得更稳定，有更强的抗原性。王年爽大概花了有一两年的时间，发现把S蛋白做一点改动，加两个脯氨酸，结构比较稳定，更容易刺激产生抗体。

这是很普通、很平常的研究，一般的博士生、博士后都能够做，并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发现。等他们做完研究写了论文，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疫情已经过去了。这个研究因为没有什么原创性，论文被五个期刊拒稿。直到2017年，论文才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这篇论文有三个所谓“共同第一作者”，王年爽排在第二个，只不过会注明第一、第二、第三个作者贡献相等，中国就把这说成是“共同第一作者”，他实际上就是第二作者。

这篇论文发表以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因为并不是什么重大突破。但是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了以后，大家开始设计新冠疫苗，针对S蛋白来设计，这篇论文就引起注意了。因为新冠病毒跟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都属于冠状病毒，所以它们的S蛋白的结构是很像的。大家就想起，几年前有那么一篇论文，说把S蛋白给加两个脯氨酸上去就会变得稳定，容易刺激产生抗体。那些做新冠疫苗的就都这么做，设计的时候给S蛋白加两个脯氨酸，如此而已。

所以，别人只是引用了王年爽几年前参与的一项研究的一个结果而已。王年爽既没有在莫德纳公司、辉瑞公司这些真正研发新冠疫苗的公司工作，也没有实际参与新冠疫苗的研发，人家只是在设计新冠疫苗的时候参考了一下他几年前参与做出来的一个成果，他怎么就可以吹嘘自己是新冠疫苗研发的大功臣呢？如果因为人家参考了他以前的研究他就变成了“大功臣”，那么疫苗的研发是要参考不少前人的研究结果的，那些人是不是也都可以说自己是新冠疫苗的大功臣了？而且，不仅莫德纳疫苗、辉瑞疫苗，而且牛津的疫苗、Novavax疫苗也都用到了王年爽的突变，王年爽是不是也要号称所有这些新冠疫苗他都是“大功臣”了？

王年爽究竟在新冠疫苗的研发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从一篇论文就能够看出来了，那就是《自然》杂志发表的关于莫德纳疫苗的设计的论文。这篇论文总共有62个作者，里面有王年爽，但是他排在第46位。现在对论文的作者究竟在这项工作中做了什么样的研究，都是要注明的。那篇论文注明的王年爽对这项研究的贡献是提供了新试剂或者分析工具。这表明王年爽实际上没有参与这项研究，只是提供了一些材料，挂名而已。排在王年爽前面的还有40多个人，那些人大部分是实际参与设计、研发莫德纳新冠疫苗的，里面有好几个也是中国人。王年爽作为一个没有实际参与研发的挂名作者，就敢吹嘘自己是研发莫德纳疫苗的大功臣，前面那几个实际参与了研发新冠疫苗、而且不是挂名的中国人，是不是更可以说自己是研发新冠疫苗的大大大大功臣呢？他们没人这么说，脸皮没有像王年爽那么厚。

王年爽为什么敢在国内这么吹嘘自己呢？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要为自己的前途铺路。王年爽在美国的那家实验室做了6年的博士后，一直到去年因为新冠疫情，借着这个东风总算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在美国的一家制药公司做入门级的研究人员，职称是“科学家”。该公司就是川普被新冠感染以后给他提供单克隆抗体治疗的那家公司。去了这种公司工作，就没有机会再回头搞学术研究。可能王年爽就想着，炒作一番，把自己打扮成“大功臣”，然后“毅然回国”，到某一个大学当教授？

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人本质就是非常坏的一个人，就是一个骗子。有人把王年爽发的一些微博转给我，我才发现，这个人原来在新浪微博上很活跃，去年不停地攻击我、骂我，说他已经揭露我好多年了，说揭露我的历史比他研究冠状病毒还要久，说我的生物学的水平还比不上中国普通高校的一个博士生，说我做的科普都是“错误百出”的，说我揭露学术造假“都是为了打击异己”、“是有个人恩怨的”，说我是“最可恶的一个人”。还跟在王志安的后面造谣，说我“以安保的名义诈骗钱”，说我是一个“骗子”、“下三烂”，说我“做科普打假都是骗人的”，都是在“恨国误民”。总之，都是用最恶毒的语言来造谣、攻击、诽谤我。

这就让我觉得很奇怪了。我跟他无冤无仇，以前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是按他自己说的，他自从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在攻击我、揭露我了。为什么会对我充满这种变态的仇恨？我觉得只有一种人，那就是骗子或者是准备当骗子的人，才会对我这种揭露骗子的人充满了如此变态的仇恨。从王年爽把自己打扮成“新冠疫苗的大功臣”这件事，也证明了他的确就是这种人。当骗子的不是我，而是王年爽这样的人。

很不幸的是，中国现在就是骗子的乐园。复星公司研发的疫苗没搞出来，拿了辉瑞搞出来的疫苗给换一个名称，就可以宣布说这是它重度参与研发的疫苗。王年爽以前的研究跟新冠疫苗的研发最多是沾一点边，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是“大功臣”，而且媒体纷纷地在吹捧他。这种事情也就是在现在的中国才会发生。

这样一个并无任何相关学术背景，一贯针对疫苗和传染病胡说的伪专家，是如何被国内网络相中并帮助他传播谣言的？这无疑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更值得深思的则是，疫情期间国内某些如同多西一样打着“专家”旗号的浑水摸鱼者，也被媒体甚至政府部门追捧，借此混淆视听、制造恐慌甚至谋财害命，为科学抗疫添乱，却不被追究反而名利双收。

文 | 李长青

中文网络热传辉瑞的新冠疫苗有效率远远不是95%，而是29%。尽管这几天已经有很多自媒体账号进行了辟谣，但谣言已经成势，加上很多网络名人转发，很多人就此深信不疑。于是和以往很多网络谣言一样，“辉瑞疫苗有效率不到三成”就成了一个可疑事实，辉瑞疫苗的效果就成了争议话题。

这则谣言引用的是国外某人撰写的文章，此人名叫彼得-多西(Peter Doshi)，号称是《英国医学杂志》“副主编”，还是马里兰大学药学院的“副教授”。为什么加引号，因为这两个名头的翻译都是错误的。多西确实在《英国医学杂志》任职，但不是副主编(associate chief editor)，而是副编辑(associate editor)。他也不是马里兰大学的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而是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副主编和副编辑之间，副教授和助理教授之间差别有多大，只要愿意搞明白都能明白，就不用再多说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不清楚美国职位差别的人胡乱翻译的，和多西本人无关。实际上，英文网络里也有人刻意去拔高他的地位，比如说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员工，实际上他只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做博士后。不是说博士后水平不高，而是博士后一般不被当做员工，只是打工。

对这样的履历拔高，多西不会出来澄清，反而他很明白和享受名校的头衔。不错，除了与学历并无关系的约翰霍普金斯博士后，多西还有多个名校学历，比如他在布朗大学获得人类学学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东亚研究硕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历史、人类学、科技与社会博士学位。只不过这些学历都有一个显著问题，那就是和他最出名的言论范围不搭界。

从多西的学历来看，他的专业是在人类学、历史等社会学方面。按照国内的分类，多西算是个文科生，他最出名的观点和言论却不在这些范围，而是在疫苗和传染病领域，而且这些言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不靠谱。

以这次造谣辉瑞疫苗有效性为例，所谓29%的算法，是把所有疑似新冠病毒感染，但没有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的病例全部算成确诊病例。难道英国和美国药监局的专家，还有医学期刊的审稿人编辑都发现不了这么显而易见的问题吗？显然不是。这个质疑只是暴露了多西对临床和流行病学完全外行。

即便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流感、普通感冒和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也都没有绝迹，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和上呼吸道感染很类似，但和病毒、细菌感染无关的症状，比如各种过敏，胃食管反流造成的咳嗽、咽痛等等。这里面有很多仅仅通过简单的问诊和查体就可以排除新冠病毒感染，而不需要做任何检测。

从临床试验角度来说，也不大可能出现故意排除确诊病人的情况。因为不管哪一方都希望尽快收集到更多的确诊病人，这样才能更早达到FDA规定的病例数，也就能尽快通过审批上市。否则纳入病人越多，确诊病人越少，临床试验拖得时间越长，花的钱更多，疫情控制越晚，死人越多，最终疫苗出来用处也就越小。所以，从药厂和政府角度来说，都更不愿意排除疑似病人。既然被排除，一般是有充分的理由。

再者，辉瑞和莫德纳的疫苗临床试验都是按照随机双盲对照进行的，试验由第三方设计和监管，药厂、患者和接种人员都不知道谁接种了疫苗谁注射了安慰剂。即便疫苗组更多出现不良反应，有可能让接种者和病人知晓，但那也只是不到10%的比例，而且那也是试验结束后统计出来的，接种之前知道的人更少。而且这些不良反应在老年人中的比例更低，而分组分析显示辉瑞和莫德纳的疫苗在各个年龄组的保护效力相当。所以这个因素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除了对新冠疫苗的质疑，多西之前还对很多疫苗和传染病常识提出挑战。比如他对流感疫苗的质疑就经常被反疫苗组织引用，不是因为他在流感疫苗方面做了多少研究和调查工作，而只是他的观点。当前的流感疫苗固然不是一个完美的疫苗，真正的疫苗专家会致力于发明更有效的疫苗，以及改善接种的策略，提高接种率。即便不完美，也有大量的证据支持当前的疫苗还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因为毕竟可以避免部分人感染，感染的人也可以减轻症状。但多西的观点是流感疫苗就是浪费，应该直接废除。多西还不认可HIV和艾滋病之间的关系，认为那都是艾滋病药厂制造的谎言。

这样一个并无任何相关背景，一贯针对疫苗和传染病胡说的伪专家，是如何被国内网络相中，又如何帮助他在中文网络里传播谣言的，这无疑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