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科舟求见

2026年3月15日，央视3·15晚会曝光了一类近年频繁出现在医美宣传中的“明星概念”——外泌体。一些机构将其包装为抗衰“前沿科技”，甚至宣称可以用于神经系统疾病治疗。但现实情况是，这类产品往往成分不清，却借用并不相干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套壳上市”，并被直接用于注射，已经有消费者出现感染、严重痤疮等不良反应。

这件事反映的，并不是外泌体是不是科学，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科学的发展速度，与商业化和监管之间，出现了明显脱节。

从概念上看，外泌体可以理解为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微型包裹”。每个细胞都像一个小工厂，会把一些蛋白质、遗传信息等内容打包，装进一个极小的“囊泡”里，然后释放出去，被其他细胞接收。这些包裹进入目标细胞后，可以改变对方的状态，比如影响免疫反应或修复过程。

这些“包裹”非常小，小到肉眼完全看不到，甚至比普通细菌还小很多。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在体内可以相对稳定地存在，并在不同细胞之间流动。

但有意思的是，外泌体一开始并不是这样被理解的。1983年，科学家在研究红细胞成熟过程时，第一次发现细胞会释放这种微小囊泡。当时的解释很简单：这只是细胞在“清理垃圾”，把多余的蛋白打包扔出去。1987年，这类结构被正式命名为“外泌体”。

在接下来的近二十年里，这个领域并不热门。直到2007年，一个关键发现改变了一切：这些“被扔出去的包裹”里装的mRNA，可以在其他细胞中被“读出来”，并真正产生蛋白质。换句话说，这不是垃圾袋，而是“信息包”。从那以后，外泌体研究迅速升温，相关论文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增长。

如果把整个过程类比一下，可以这样理解：细胞内部有一个类似“分拣中心”的结构，专门负责打包这些小包裹；打包完成后，这个“仓库”会移动到细胞边缘，把包裹一次性释放出去；这些包裹进入体液后，就像漂在水里的小信封，被其他细胞“签收”。

而且，这些包裹并不是随便装的。细胞在一定程度上会“挑选内容”，把特定的信息装进去再发送出去。这也是为什么外泌体被认为可能用于疾病诊断或治疗的原因之一。

对这种“打包—运输—释放”机制的理解，其实建立在更基础的细胞研究之上。2013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授予詹姆斯·E·罗斯曼（James E. Rothman）、兰迪·W·谢克曼（Randy W. Schekman）和托马斯·C·苏德霍夫（Thomas C. Südhof）。正是因为他们解释了细胞是如何完成“打包、运输和精准投递”的。这些基础工作，相当于为理解外泌体提供了“物流系统”的底层原理。

从组成上看，外泌体就像一个有“外壳”的小包裹。外面是一层脂质“包装膜”，保证它在体液中不容易被破坏；里面可以装蛋白质、各种RNA，甚至少量DNA片段。不同来源的细胞，打包出来的“内容”也不一样，这就让它具备了“信息指纹”的特征。

在分类上，外泌体只是“细胞外囊泡”这一大类中的一种。简单说，细胞释放的这种小囊泡有大有小、来源也不同，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把它们完全区分开。因此，学术界也逐渐倾向于用更中性的说法，比如“小型细胞外囊泡”，以避免过度精确但实际上做不到的区分。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种“打包交流”的方式，并不是人类细胞才有。从细菌到植物再到动物，几乎所有生命都会释放类似的囊泡。这说明，这种机制在进化中非常“划算”，被反复保留下来。甚至有科学家推测，细胞之间这种信息交流方式，可能在多细胞生命的出现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正因为外泌体能传递信息，人们自然会想到它的应用价值。目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

第一是“液体活检”，可以理解为一种升级版体检。通过分析血液中这些“包裹”里的信息，有可能更早发现肿瘤等疾病。

第二是“送药工具”。外泌体本身来源于人体细胞，相对不容易被免疫系统清除，而且有一定“定向投递”的能力，甚至有机会进入大脑。这让它看起来像一个天然的“纳米快递员”。

第三个方向可以理解为“细胞治疗的延伸”。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具有分化能力的间充质基质细胞发挥作用，并非依赖其在体内转化为新组织，更可能来自其持续释放的“信息包裹”。可以把这类细胞看作一个“工厂”，真正传递信号的，往往是它生产并释放的“产品”。尤其在抗炎和免疫调节方面，这类机制近年受到广泛关注，使其应用从传统的组织修复概念，拓展到炎症性和免疫相关疾病领域。

听起来很有前景，但现实是，这些方向大多还停留在研究或临床探索阶段。到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以外泌体为核心活性成分的药物或医疗产品获得正式批准上市。

而且，这个领域本身也存在不少技术难题。不同实验室用不同方法“提取这些包裹”，得到的东西差别很大；很多时候所谓的“外泌体”其实是多种囊泡混在一起；大量效果是在动物模型中观察到的，但在人身上是否成立，还缺乏系统验证。更关键的是，这些“包裹”进入人体后会去哪里、停留多久、是否有潜在毒性，目前都还没有充分的数据。

在监管框架层面，2025年6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发布关于外泌体类产品监管分类的征求意见稿，拟将具有治疗功能、依靠活性成分发挥作用的外泌体产品纳入药品监管框架，要求按药品申报注册，经临床试验验证安全性与有效性后方可上市。美国FDA已于2019年对多家商业化外泌体注射机构采取执法行动，并多次公开声明未经批准的外泌体产品注射存在严重安全风险。

在上述监管框架正式确立之前，部分企业通过“借用证件”的方式规避监管——例如套用已经获批的胶原蛋白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将外泌体成分混入产品并用于注射。这种做法，本质上已经构成违规。

消费者需要明确一点：任何声称以外泌体为核心成分的注射或口服产品，如果没有经过监管部门批准，就意味着没有完成严格的临床验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没有可靠依据，使用过程中甚至可能带来器官损伤等严重风险。

综合来看，当前外泌体领域的乱象，并不是因为它“没有价值”，而是因为它“还没成熟”。科学研究与真正上市应用之间，存在一条必须跨越的证据鸿沟，而部分市场行为，正是在试图绕过这条鸿沟。

一些宣传刻意混淆动物实验结果与人体临床证据，用“前沿科技”的说法掩盖证据不足；“套证生产”则是在制度层面规避监管。更严重的是，在缺乏人体系统数据的情况下直接用于注射，本质上等同于让消费者承担了“试验风险”。

3·15的曝光只是一个切面。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相关征求意见稿的发布，本身也说明这个领域此前长期处于监管相对模糊的状态。要真正解决问题，一方面需要尽快建立清晰的分类与审批路径，另一方面也需要对违规行为进行严格执法。

科学的价值，不在于一项技术被包装和推广的速度，而在于其是否经过充分验证，是否具备真实、可重复的数据支持，以及是否能够在可控风险条件下真正服务于受众。在外泌体相关领域，近期曝光的问题反映出个别机构在宣传和应用过程中存在夸大效果、弱化风险提示甚至偏离科学证据基础的违法违规行为。这类做法削弱了科学研究应有的诚信原则与循证标准，也破坏了公众对生物技术产业的信任基础。若缺乏严格监管与透明验证体系，相关风险最终由公众承担。

在生命科学的前沿领域，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长期被视为最具应用潜力的细胞类型之一。它们来源广泛，制备相对可行，在组织修复、免疫调节和炎症控制等方面展现出重要研究价值。然而，围绕 MSC 的社会认知却长期严重失真：科学探索尚在艰难推进，民间却早已充斥着“包治百病”“逆转衰老”“器官再生”的夸张叙事。这种脱离证据的想象和伴随而生的“打（注射）干细胞”，跟并不遥远的“打鸡血治百病”没本质不同，不仅伤害了受众健康，也反复透支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MSC最早在骨髓中被发现，随后在脂肪、脐带、胎盘等多种组织中得到分离。它们具备一定的多向分化潜能，但更重要的是其免疫调节和抗炎特性。大量基础和转化研究表明，MSC通过分泌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免疫调节分子，影响免疫细胞行为，调控炎症反应和组织微环境。正是这种体内环境调节者的角色，使其在炎症相关疾病和免疫失衡状态中具备潜在临床价值，而不是因为它们能够在体内变成新的组织和器官。

遗憾的是，在科学界逐步修正对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的认知的同时，社会舆论却曾多次被极端乃至荒谬的说法所误导。

不久之前，自称“再生生命科学之父”的徐荣祥曾公开宣称已利用干细胞实现组织器官再生，并借助媒体广泛传播，引发巨大社会关注。这类论断不仅缺乏最基本的解剖学、生物学和发育学依据，也从未通过任何形式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验证，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未受到及时而严肃的科学审视和监管纠偏。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徐荣祥在日本和美国科学家因诱导干细胞领域的研究成果获诺奖之际，起诉诺贝尔奖委员会，声称国际科学界故意忽视其重大发现。这种闹剧式行为，使本应基于证据与同行评议的科学讨论，被拖入情绪化、个人化的舆论场。这并非单一个体的问题，而是折射出当时监管缺位、科学传播失序的现实：只要披上再生医学或干细胞的外衣，即便明显违背科学常识，也可能堂而皇之地进入公共空间，混淆公众认知，伤害患者利益。

真正的MSC临床应用路径，恰恰与这种叙事完全相反。过去十多年中，全球对MSC的研究逐步走向规范化，循证医学成为唯一可接受的评价标准。近期，中国和美国相继有MSC细胞治疗产品获批上市，适应症高度集中于激素治疗失败的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这是一种在骨髓或造血干细胞移植后，供者免疫细胞将患者自身组织误认为“敌人”而发动攻击，迅速对皮肤、肠道和肝脏造成伤害的致命性免疫并发症。这些获批并非因为概念先进，而是建立在严格的细胞制备标准、明确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多中心临床试验数据之上。上市适应症明确，适用人群清晰，使用场景受限，恰恰说明科学监管并不追求万能疗法，而是追求患者的确定性获益。

随着再生医学研究的深入，科学界也逐渐意识到，早期将干细胞应用简单等同为“再生”的理解过于粗糙。以MSC为例，体内长期存活和稳定分化的证据并不充分，一度流行的“归巢”（即细胞被输入体内后，自动迁移并定植到病灶组织，实现对病灶的“再生”式修复）假说也被越来越多的实验和临床数据所否定。当前证据显示，MSC在体内多为短暂滞留，其临床效应更多来源于旁分泌作用以及对免疫微环境的调控，而非直接替代或重建受损组织。

这一认识转变，使研究重心从MSC替代性再生转向在特定病理状态下改善系统性炎症和免疫失衡。这种转变不仅是技术路线的修正，更是科学方法论——以证据而非想象为导向——的胜出。

将MSC放在整个细胞治疗技术谱系中，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它的定位。诱导多能干细胞（iPS）技术强调的是发育潜能的重建，理论上可分化为几乎所有体细胞类型，在器官再生、疾病模型和药物筛选方面具有革命性意义，但其临床应用长期受限于肿瘤风险、遗传稳定性和分化控制等根本性难题，目前仍主要停留在基础研究和早期临床转化阶段。以CAR-T为代表的工程化免疫细胞治疗则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径，它们通过精准的分子生物学工程手段，直接赋予免疫细胞特定靶向功能，在血液肿瘤中取得了明确而可重复的疗效，但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细胞因子风暴、神经毒性、复杂制造流程和高昂成本。

介于两者之间的是TILs（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细胞治疗。TILs并不依赖复杂的人工基因改造，而是利用肿瘤组织中天然存在、已被肿瘤抗原“教育过”的T细胞群体，通过体外扩增和回输增强抗肿瘤免疫反应，在部分实体瘤中展现出明确疗效。TILs的发展历程清楚地表明，即便不依赖颠覆性技术，只要机制假设清晰、作用对象明确，并通过严格的临床试验不断验证和优化，细胞治疗同样可以在复杂疾病中获得真实、可重复的临床收益。

这些看似路径各异的细胞治疗技术，实际上有一个高度一致的共同点：每一次真正站得住脚的成功，都来自清晰的生物学机制假设、严谨的临床试验设计和持续、严格的监管审查，而不是概念先行、疗效和毒副作用后补，更不是凭借宏大叙事替代证据积累。

相比之下，MSC的优势并不在于更神奇，而在于其生物学作用更温和、风险结构不同、适应症高度依赖炎症和免疫背景。这也决定了MSC不可能像某些民间宣传中那样适用于一切疾病，更不可能实现所谓人体器官原位再生。将MSC的免疫调节作用无限外推到所有疾病领域，本质上与当年鼓吹烧伤后器官再生的逻辑并无区别，都是用科学名词包装未经验证的主张。

正因如此，坚持循证医学原则显得尤为重要。循证医学并不否认创新，而是要求创新必须接受检验；它并不压制探索，而是要求探索不能绕开临床证据。只有在清晰适应症、明确作用机制和可重复疗效的前提下，间充质细胞治疗才能真正进入规范医疗体系，成为医生可以理直气壮使用、患者可以放心接受的治疗选项。任何绕开临床试验、夸大疗效、混淆研究与治疗边界的做法，最终都会损害患者利益，也会拖累整个行业的发展。

近年来，学术界对MSC的命名和定位本身，也反映了这种理性回归。从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逐步转向间充质基质细胞（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 MSC），这并非文字游戏，而是对其核心功能的重新界定：MSC并非以干性分化为主要临床价值，而是作为一种参与组织微环境调控、免疫平衡和炎症应答的功能性细胞群体。这一概念演变标志着领域逐渐摆脱“万变”干细胞的幻想，回归到可验证、可解释、可监管的科学轨道。

间充质细胞治疗真正的未来，不在于制造奇迹，而在于尊重证据。只有坚持循证医学方法、完善监管体系、严厉纠偏长期存在的伪科学叙事，才能从复杂而克制的科学事实中，挖掘出它真正、有限却真实的临床价值，并最终造福患者。这条路不够热闹，但这是唯一正确的路。

文｜方舟子

以前在美国填表格，“性别”这一项跟中国一样，只有两种选择：男性、女性。现在往往多了一个选项“X”，因为现在有很多美国人认为自己既不属于男性，也不属于女性，也就是不属于所谓的“binary（二分法）”的性，而是其他性别。也因为很多人认为，性别在男、女之间有一个谱系，而且可以流动、跨越、转化。

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的作者）对此很不以为然，经常在网上发表歧视转性别的言论。他说在生物学上，性就是两分的，是由染色体决定的，只有男性和女性或者雄性和雌性，不存在别的性别。这是把生物学的性和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的性别混为一谈了。他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改口说：我作为生物学家，就认为生物学上性就只有两种，就是二分的；至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怎么看性别，跟我没有关系。

其实，即使是在生物学上，性别也不是只有两种。在男性和女性之间还有民间所谓的“阴阳人”，就是中间性。也许有人会辩解说，“阴阳人”、中间性是病态的，不能生育，所以不应该算成常态，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其他生物的情况，看是不是两性之外的性都是“病态”。

道金斯并不只是对人而言，指的是生物学界。他认为，除非是无性，有性就只有两种，因为要靠两个配子来进行有性生殖，所以就只有雄性、雌性两性。其实在生物界，性也非常多姿多彩，虽然大部分有性生殖的生物物种只有两个性别，但也有很多生物物种在进行有性生殖时超过了两种性别，有多个性别。特别是真菌性别更多，有的有3个，有的甚至更多个，有一种黏液霉菌性别多达13个。原生生物也一样，性别也有很多种。比如原生生物四膜虫（Tetrahymena），是生物学研究中很常用的一个模式生物，我做第一个博士后时用的研究的材料就是它。四膜虫有多达7种性别，它的性别靠膜上的蛋白质来识别。知道属于哪种性别，就可以跟它交配。

所以，生物学的性非常多样化。道金斯作为一个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居然忘了生物的多样性极其复杂，一口咬定生物学上性就只有两种。这只能说明，由于对转性别的偏见，导致他不愿意接受新的知识。

2024.02.22录制
2024.07.13整理

文｜方舟子

希拉里飓风从墨西哥向加州移动，加州如临大敌，破天荒地第一次发布了热带风暴警告。我看到网上有佛罗里达的网友跟加州的网友分享预防飓风的经验，说飓风来了能逃就赶快逃，不能逃就要做什么什么准备。其实，现在在墨西哥海域是飓风，等到了加州的海域，风速就会逐渐减慢，减少到不到120公里每小时。那就算不上飓风了，要改叫热带风暴。所以，加州发出的并不是飓风警告，而是热带风暴警告。加州在历史上只遭受过一次飓风袭击，那是1858年，有一个飓风抵达了圣地亚哥的海域，时速刚刚超过120公里每小时，所以还算是飓风，其实跟热带风暴也差不多。

为什么加州没有飓风呢？一个原因是跟海水的温度有关。飓风要持续就需要能量，能量靠的是吸收海水表面散发出来的热量，所以就跟海水表面的温度有很大的关系。温度要高到一定程度，飓风才有足够的能量持续下去，这个温度至少要26.5摄氏度。佛罗里达的海域或者美国东海岸南方的海域，夏天的表层海水温度往往能达到30摄氏度。佛罗里达今年夏天的海水温度居然高达37摄氏度，跟人的体温一样，泡在海水里就跟泡热水澡一样。正因为海水的温度高，所以佛罗里达频繁发生飓风。但加州因为受到北极过来的海洋寒流影响，海水比较冷，即使夏天最热的时候也很少超过24摄氏度。所以飓风到了加州的海域就没法持续，速度会越来越慢，最后变成热带风暴，甚至变成比热带风暴还要弱的热带低气压。

另外一个原因是，飓风在北半球是往西北方向移动的。如果在东海岸，海洋飓风向西北方向移动就会登陆；但在西海岸，飓风往西北方向移动就偏离了大陆，所以加州从来没有过飓风登陆。1858年那次飓风袭击只到了圣地亚哥的海域，没有登陆。连热带风暴登陆都非常罕见，上一次热带风暴登陆是1939年的事了，过去了80多年才又来一次，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热带风暴登陆让加州人民如临大敌。

但以后随着气候变暖，海水温度升高，加州热带风暴登陆会变多，甚至也可能会有飓风登陆。说不定哪一天加州就跟现在的佛罗里达一样，每年来那么一两次飓风。但到那个时候，佛罗里达就变成每年都来个十几、二十次飓风，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2023.08.20录制
2024.07.10整理

文｜方舟子

十九世纪的欧洲有喜欢收藏名人头发的风俗，贝多芬在生前就根据别人的要求，把头发剪下来送给别人收藏。贝多芬1827年去世之后，他的头发马上就被他的崇拜者瓜分光了。所以收藏贝多芬头发的人不少，一直流传到现在。有一缕头发是当时15岁的作曲家希勒收藏的。他很崇拜贝多芬，在贝多芬病重期间曾经几次去看望。贝多芬去世之后，他也分到了一缕头发，后来传给了儿子。希勒的儿子又传给了儿子，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到1994年，希勒的后人把这缕头发拿出来拍卖，被美国贝多芬学会买去了。后来有人针对这缕头发写了一本书，就叫《贝多芬的头发》，还拍成了一部电影纪录片。有人检测过这缕头发里的重金属含量，发现铅的含量是正常值的100倍，因此推断贝多芬铅中毒，他的耳聋是铅中毒导致的。

现在已经有技术可以对头发沾染上的DNA进行分析，检测里面有没有贝多芬的什么基因。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有一个贝多芬研究中心，其研究人员想到了做这个课题。第一步是收集现存的各种各样的贝多芬的头发。他们总共收集了8份，其中6份都是美国贝多芬学会提供的。该学会买到希勒收藏的贝多芬头发后继续买，总共买到6缕，都提供给了圣何塞州立大学贝多芬研究中心。此外，圣何塞州立大学贝多芬研究中心还向一个大学、一家博物馆借了2份贝多芬的头发。

这8份头发，其中一份没测出有DNA。剩下的7份中，最著名的希勒收藏的头发测出了DNA，但属于一个有犹太血统的女人，所以这份最著名的贝多芬的头发是假的。但是，它的传承记载非常明确，是希勒在贝多芬死后就去拿的，一直传给他的后人，为什么变成一个女人的头发了呢？一种可能是希勒的儿子把这份贝多芬的头发搞丢了，或者是某种原因被毁坏了，就用他老婆的头发代替。他老婆是一个犹太人，所以这缕头发很可能就是希勒儿媳的头发。

剩下的6份有5份都来自同一个男人，其中2份传承有序，记载也非常明确。一份是贝多芬生前赠送给一个作曲家的，该作曲家把贝多芬的头发赠送给一个贝多芬的研究者，一直由该研究者的后人保存着，直到被美国贝多芬学会买去。另外一份是贝多芬死后，由负责贝多芬葬礼的人送给了英国一个竖琴制造者，之后就一直由该竖琴制造者的后人保存，直到拍卖被美国贝多芬学会买去。另外3份虽然传承没那么明确，但既然这5份头发在不同的收藏者手里，又都属于同一个人，就可以肯定是来自贝多芬，更何况其中有2份传承有序。剩下最后1份头发来自另外一个男人，说明这份头发也不是贝多芬的。

最终可以确定有5份头发的确是贝多芬的。DNA拿到了，贝多芬的基因也有了，就可以分析研究了。

首先，可以根据检测到的基因来了解贝多芬的身世。贝多芬没有结婚，没有留下后代，但贝多芬家族的人有后代，现在在比利时还有贝多芬家族的后人。研究人员找到贝多芬家族的后人，检测了5个男人的基因，比对后发现跟贝多芬没有亲缘关系。因为测的是男人的Y染色体的基因，意味着贝多芬或者他的父亲，或者他更早的男性祖先是婚外子女。

以前就有人怀疑贝多芬的父亲是贝多芬的祖母跟别人生的，而不是跟他的祖父生的。因为贝多芬的父亲没有受过洗，跟贝多芬祖父的关系一直很不好；而且贝多芬的祖母酗酒，私生活比较乱，所以此前才有人这么怀疑。基因检测的结果证明贝多芬不属于贝多芬家族父系一脉，让现在的贝多芬家族的人很失望，他们一直以姓贝多芬为傲，现在却发现自己跟贝多芬没有什么关系。

还可以根据DNA的检测结果知道贝多芬患有什么病。贝多芬56岁就去世了，医生对他做了尸体解剖，发现他患有很严重的肝病。他病重期间出现了黄疸、腹水，这些就是肝病的表现。基因分析的结果发现，贝多芬携带着肝病易感的两个基因，如果经常喝酒很容易得肝硬化。贝多芬生前嗜酒如命，每天至少要喝一瓶葡萄酒，因为他认为喝葡萄酒能够养生，对身体有好处。一个经常喝酒的人加上有肝病的易感基因，就容易得肝硬化；并且检测结果还发现贝多芬被乙肝病毒感染了，而有四分之一的慢性乙肝患者最终会得肝硬化或者肝癌。

贝多芬是怎么传染上乙肝的呢？乙肝是通过体液传染的，有这么几条途径。一条是通过输血或者使用被污染的针头注射，贝多芬的时代不存在这个问题。但那时流行放血疗法，贝多芬如果尝试过放血疗法，就有可能因为放血使用的刀被乙肝病毒污染而被传染上。另一条途径是通过性传播。贝多芬没有结婚，但有情人（他在信里提到“不朽的情人”），所以有可能是通过性关系被传染上的。还有一条途径是母婴传染。他母亲有可能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然后传染给他，他一生下来就得了乙肝。

贝多芬长期患有消化系统疾病，经常抱怨肚子疼、腹泻。但基因检测结果并没有发现他携带有跟消化系统疾病有关的基因，例如乳糜症或乳糖不耐症的基因。

贝多芬最著名的病是耳聋。他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古典音乐家，却得了音乐家最不该得的病。他20多岁时，耳朵就开始聋了，后来越来越严重，到45岁就完全聋了。他就不再在公共场合出现了，因为跟人没法交流，也怕人们知道他作为一个音乐家却是一个聋子。他死后，医生对他做了脑部和耳朵解剖，想知道他究竟因为什么原因耳聋的。那时的医学很不发达，解剖结果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耳聋的。后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假说提出，变成了一个医学谜案。因为有很多种疾病都可能导致耳聋，所以这些假说都没有确证。

曾经有人检测发现贝多芬的头发铅含量极高，认为他耳聋是铅中毒导致的，但现在知道他们检测的头发是假的，是一个女人的头发。对那5份真正的贝多芬的头发，除了做基因检测，也检测了里头的重金属含量，同样发现铅含量极高。一份头发里的铅含量是每克头发有200多微克铅 ，另外一份头发铅的含量更高，是300多微克。正常情况下，头发里的铅含量应该是每克头发不到4微克，也就是说，贝多芬头发里的铅含量是正常值的七八十倍，高得惊人。另外，贝多芬头发里其他重金属含量也超标：砷是正常值的13倍，汞是正常值的4倍，但还是比铅的含量低得多，所以贝多芬应该是铅中毒。铅中毒会损害神经，也会因此影响到听力，贝多芬听力受损最终耳聋，应该就是铅中毒导致的。

贝多芬为什么会摄入那么高含量的铅呢？我刚才说了，贝多芬嗜酒如命，一天至少要喝一瓶葡萄酒。他不是很有钱的人，喝的都是比较劣质、廉价的葡萄酒。当时的酒商流行在劣质的葡萄酒里添加醋酸铅，因为醋酸铅有甜味，可以使劣质葡萄酒比较可口。贝多芬每天喝这么多酒就摄入了很高含量的铅。另外一个铅来源可能是药品。贝多芬为了治病吃了很多药，最多的时候一次要吃75种药。在那个时代，很多药物都含有重金属，就跟中药一样，里面有铅、汞、砷。他靠吃这些药来治病，反而让病情加重。

由于那个时代没有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的知识和管理，把一个天才的作曲家害了。我们应该很庆幸已经告别了那个时代。如果现在还有人不注意食品安全、药品安全，还要看中医、吃中药，那就是自找的了。

2024.05.19录制
2024.06.14整理

文｜方舟子

司马南又做了一期节目，继续采访伪科学妄人。妄人在节目里说，西方传教士不只是从利玛窦开始把零从中国偷到了西方，而且西方数学的那些术语，如微分、积分、开方、倒数、根号……都是从中国偷过去的，实际上都是中国词。

我不知道这个妄人学的是哪一门英语，他举的这些数学术语除了个别是中国古代就有的，其他都是西方数学在19世纪传入中国后，才跟着用，或发明新词加以翻译。比如中国以前没有根号，根号最早出现在1525年，当时德国数学家鲁道夫出了一本代数教材，第一次用到根号。利玛窦1525年还没出生，怎么能跑到中国去偷根号呢？我们现在把开平方的结果叫做“根”，把方程的解也叫做“根”，那都是外来语，翻译自英语的root。英语为什么把“根”叫做root？这是从阿拉伯语来的，阿拉伯语把方程的解就叫做“根”。中国古代对于开平方的结果没有一个专有名词，更没有方程，所以也不会有方程的解叫做“根”的说法。

司马南这期节目采访的妄人主要在抨击罗马数字没有零，也不是位值制，所以没法做加减乘除计算。也就是说，古代的罗马人连加减乘除都不会做。但凡有一点脑子就知道，这种说法是极其弱智的。古罗马帝国那么大，要管理那么大的帝国，怎么可能连四则运算都不会做呢？丈量土地、人口普查、收税、做生意，这些都要用到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而且古罗马人是古代最伟大的工程师，建了那么多宏伟的建筑，一直流传到现在，他们搞那么大型的建筑怎么可能连四则运算都不会呢？那还怎么搞建筑设计呢？

这个妄人以数学专家、罗马数字专家的身份上司马南的节目，在那里夸夸其谈，其实缺乏罗马数字的常识。罗马数字是一种变相的五进制，用I表示1，2、3、4没有特殊的符号，5用V表示。表示2就写两个I（II），表示3就写三个I（III），古罗马人表示4直接就写四个I（IIII）。到中世纪，罗马数字有一次标准化，要求表示一个数字不能超过三个字母，4就不能再写四个I。那怎么办呢？就在V的前面写一个I（IV），表示5减去1，就是4了。10用字母X、50用字母L、100用字母C、500用字母D、1000用字母M表示。比1000更大的就没有字母表示了。所以妄人就说罗马数字最大只能表示到M，10000要写10个M、10万要写100个M、100万要写1000个M，写不下就没法运算了。

我之所以说这个妄人连基本的罗马数字的常识都没有，是因为他不知道罗马数字有两种表示大数字的特殊符号。最早是给字母加上括号表示1000倍，10000不需要写10个M，只要把表示10的X加上括号就表示1万，再加一个括号就再乘以1000，以此类推。M加上括号就变成100万，不需要写1000个M。再加一个括号就是100万乘以1000，再括号又再乘以1000。所以，多大的数字都可以表示。后来又出来了一个更简单的表示大数字的方法，在字母上面加一横表示乘以1000，加两横就是再乘以1000，加三横又再乘以1000。要多大的数字，都可以很简单地用古罗马数字表示。只不过古罗马人使用数字一般到百万数量级就为止了，因为古罗马人是工程师思维，讲求实用，太大的数字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也就不会去用它，一般也就用到100万。

古罗马人是怎么做加减乘除运算的呢？如果是很简单的运算，当然就用心算，或者掰手指。复杂一点的，没法用心算、掰手指，用罗马数字也可以算，也很容易。但如果拿数字来算加减乘除，就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数字比较大，算起来很麻烦；第二，古代没有纸，书写材料是纸莎草纸或羊皮纸，比较贵，在上面用笔运算，成本太高。古罗马人做运算有特殊的计算工具。最早的计算工具是计算板。计算板就是在一块桌子一样的石头上刻沟槽，用以表示个位、十位、百位……往沟槽里放小石头，放一个表示1，放两个表示2……这种计算板是古罗马人从古希腊人那里学来的，古希腊人很可能是从巴比伦人那里学来的。

不过，这种计算板有一个问题：不好携带，只能在家里做计算。外出的话，如果有沙地，拿一根树枝画几道痕表示什么位，然后在上面放石头，就成了临时计算板。但找不到沙地怎么办呢？古罗马人发明了算盘，即便携式的计算板。他们的算盘很小，可以装在口袋里。有3个原件一直流传到现在，是铜制的算盘。可能也用别的材料比如木头做，估计更流行，但就没法保留下来了。

古罗马最早的算盘有七道沟，最右边的一道表示个位，往左就是十位、百位、千位、万位、十万位、百万位。百万以上古罗马人觉得没用，就不算了。每一道沟跟中国的算盘一样分成上下两档。下面一档可以放四颗珠子，放一颗表示1、放两颗表示2、放三颗表示3、放四颗就表示4；上面一档放一颗表示5，这跟古罗马数字的五进制相符。

后来又在个位数的沟右边加了两个沟，表示分数。左边的分数沟放一颗珠子不是表示1/10，而是表示1/12。这也是实用的需要。用1/12作基本单位，就很容易表示1/3、1/4；如果用1/10作基本单位，1/3、1/4就没法表示了。最右边的沟槽分成了三格，也跟分数有关，但具体表示什么，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公认的说法是这三格分别表示再乘以1/2、再乘以1/4、再乘以1/3。所以，古罗马用算盘计算很快速，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都可以做。

从古罗马的算盘可以看出来，它跟中国的算盘非常像。区别是中国的算盘把珠子用一根木棍串起来，而不是弄成一个槽放珠子。中国的算盘也一样分成上、下两档，下面也是1～4，上面也是五进制，也是从右往左不停地进位。这就让人怀疑中国的算盘是从古罗马传过来的，因为中国算盘很晚才出现，比古罗马的算盘出现得晚多了。北周的一本算术书里才第一次记载了珠算，描述的珠算跟现在的算盘有点像。但那本书描述了很多计算工具，都是想象出来的，所以它说的珠算有可能也是想象出来的，不一定是实际使用的。可以确切地表明中国人开始使用算盘是在明朝，那时的画里已经有了算盘，所以比古罗马的晚多了。即使从北周算起，也晚多了。算盘很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

从古罗马的算盘我们还可以知道，虽然罗马数字不是位值制，没有零，但在用算盘计算时用的还是位值制，而且是十进制的位值制。每一个沟槽表示的是进十，而不放珠子那个槽就表示零，所以在实际计算时有零的概念，而且也用位值制来计算。但是，罗马数字毕竟不是位值制，没有零。

不只古罗马这样，古希腊也不用位值制的数字表示方式，也没有零，对古代西方数学的发展的确不利，所以古希腊的数学只是几何特别发达。连古代最伟大的数学家，跟牛顿、爱因斯坦一样几百上千年才出一个的伟大天才阿基米德，在数学上的贡献主要也在几何方面，就是因为这种数字系统限制了数学的发展。用算盘，四则运算没问题，但更复杂的计算就没办法了。那时还没有纯数学，他们认为没必要，因为不实用，而古代算术、数学主要就是为了实用。

印度数字先传到阿拉伯，在阿拉伯帝国创建了代数学，再传到西方。西方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会了阿拉伯数字（也就是印度数字）、代数，西方数学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西方人对此也不否认，他们承认现代数学是建立在阿拉伯数学基础上的，但当然不会承认是从中国偷的，因为那跟历史不符，只是一帮中国妄人的意淫而已。

2024.04.15录制
2024.06.08整理

文｜方舟子

最近有两起中药事件在网上引起了很大关注，有媒体也做了报道。一起是一个人吃大剂量的硫磺养生，后来得了白血病。一起是一个在德国的华人测出了汞中毒，归咎于中药仁丹。其实，这两起事件都不能说明他们生病跟吃中药有关系。

我们先来看第一起。有一个人看了一个“中医大师”的视频，觉得自己手脚发冷，就根据“中医大师”的建议，吃大剂量硫磺养生。今年3月下旬，他在武汉协和医院查出了急性白血病，网上很多人就说他是因为吃了硫磺才得的急性白血病。经常有人一得了白血病就怪到某种原因，比如租住的房子装修甲醛超标、接种了科兴疫苗。我以前说过，这都是乱联系，不可靠。

白血病是一种癌症，癌症是慢性病，从接触致癌因素到发病时间比较漫长。而这个人去年12月下旬开始吃硫磺，到今年3月下旬查出白血病，只有3个月时间。白血病虽然从接触致癌因素到发病的时间比其他癌症短一些，但即使接触的是极强的致癌因素，比如很强的核辐射，那也要过两三年才会发病。我们说急性白血病发病快，指的是发病以后病程进展很快，并不是指接触到致癌因素后很快就会发病。这个人接触致癌因素才短短3个月，所以不能把他的白血病归因于吃硫磺引起的。

其次，硫磺并不是致癌物。美国环保署认定，硫磺不会导致癌症。所以也不能把吃硫磺作为得白血病的原因。我们不清楚他为什么会得白血病，因为得癌症有很多可能的因素，往往没法知道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癌症。

硫磺的毒性虽然比较低，但大剂量吃硫磺还是有可能吃出问题来的。硫磺对肠胃有刺激性，常见的问题是拉肚子，大剂量地吃甚至有生命危险。美国民间也有人迷信吃硫磺解毒，所以有人生了什么病也大剂量地吃硫磺。美国医学文献上记载了两个病例，都是因为大剂量吃硫磺导致代谢性酸中毒。所以，吃硫磺有可能吃出病，只不过跟得了白血病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起事件。德国有一个姓王的女士，体检查出体内的汞含量严重超标，医生问她吃过什么东西，怀疑她吃过的两种同仁堂中成药里含有汞。经检测，其中仁丹的汞含量非常高，据说把检测仪器都搞宕机了。其实，不测也知道仁丹里含有汞，因为它的成分表里就写了含有“朱砂”，朱砂就是硫化汞。中国的药典对仁丹的具体配方也写得很清楚：仁丹含朱砂8％。

仁丹里汞的相对含量不低，但绝对含量很低，如果只是偶尔吃，不会导致汞中毒。根据王女士的说法，她并不是一直在吃仁丹，只是偶尔吃。她上个夏天去海岛，天气很热，就跟她的先生分吃仁丹预防中暑，也就吃了一两次。1包仁丹两个人分，吃两次就算1包。1包仁丹30粒，每10粒重0.3克，1包仁丹30粒就是0.9克；朱砂的含量8％，所以1包仁丹里朱砂是70毫克。朱砂是硫化汞，汞的原子量比硫大得多，即便都算成汞的量，也就70毫克汞。然而硫化汞是无机汞，无机汞吃下去很难被吸收，引发汞中毒的往往是有机汞，而不是无机汞。朱砂的吸收率有人测过，只有0.2％。也就是说，吃下去的朱砂在肠道里只能被吸收0.2％，绝大部分都随粪便排出了体外。被吸收的汞大部分又会从尿液排出，只有一小部分才会在人体内积蓄下来。

王女士体内的汞含量是今年1月份测的，而她吃仁丹是去年夏天，也就是说，她测出的体内汞含量是积蓄下来的、残留的汞的含量。吃下去的朱砂主要沉积在肾脏和肝，沉积的朱砂大概占吃下去的不到0.02％，血液里的量应该少得多。就算血液里的汞含量也占吃下去的量的0.02％，那么她吃了1包仁丹后，最多在血液里有14微克汞残留。我们全身血液的量大概是5升，吃仁丹后会让血液里的汞含量达到3微克/升，这是不超标的，一般认为血液里的汞含量达到20微克/升才算超标。

根据王女士晒出的体检结果，尿液里的汞超标了140倍。如果是血液里的汞也超标这么多，那就是2800微克/升。而吃1袋仁丹最多让血液的汞含量变成了3微克/升，要达到2800微克/升得吃将近1000袋，那是不可能的，她只是偶尔吃那么半袋。这说明王女士体内的汞含量之所以那么高、之所以汞中毒，跟她吃仁丹没有关系，是别的因素导致的。

她晒出来的检测报告里还有另外一种金属银超标了14倍。银更不可能来自仁丹。所以，她体内的汞和银有别的来源，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甚至有可能被投毒了。如果相信那几个做伪科普的人说的，偶尔吃一两袋仁丹就会让体内的汞超标到了这种程度，那她就被误导了，就不会注意避免再次摄入高含量的汞和银。如果她真是被投毒，说不定还影响了破案。

想拿这两个例子说明吃中药多么有害是不成立的，但我并不是建议大家去吃中药，硫磺和仁丹都不应该吃。首先是治不了病、养不了生，没有任何用处。仁丹吃了觉得凉凉的，似乎能提神，那是里面的薄荷在起作用。直接吃薄荷好了，干嘛吃什么仁丹？那也预防不了中暑。其次有健康风险。虽然说吃硫磺不会导致急性白血病，但吃的量很大也会导致别的疾病。吃人丹最主要的风险是因为里面有朱砂，虽说偶尔吃一两袋并不会导致汞中毒，但汞是一种重金属，重金属一旦在人体积蓄下来，就很难排出去，有积蓄效应。即使吃的量不是很多，也会累积起来。如果经常吃，或者还从别的途径摄入，体内的汞含量就会越来越高，就有可能导致慢性汞中毒。既然吃仁丹、硫磺没有任何作用，又有健康风险，当然应该避免。

我们反对人们吃中药，特别是吃有健康风险、有毒的中药，但我们是在科学、理性地批中医，而不是夸大其词、捏造事实来抹黑中医。抹黑中医的结果败坏了科普、批判中医的名声。现在拿这些不成立的事件炒作、跳得最高的那几个人一直在作伪科普，就是在败坏科普的名声。其中有一个是“科学公园”（我称之为“科骗公园”）的社长吴兴川，一个是美国的药剂师，还有一个自称什么“一个生物狗”，这些人一贯作伪科普，以前都被我批过很多次了。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些人或者夸大新冠的危害，或者乱推荐什么治疗、预防新冠的药，或者吹捧中国的清零政策和中国的灭活疫苗，我以前都批过。事实也证明了他们是错的，的确是在作伪科普，更何况还有人品问题：喜欢造谣、喜欢捏造事实。他们做科普的资格已经破产，居然在国内还有市场，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对这些人做的所谓“科普”，我们都不应该相信。

2024.04.17录制
2024.05.27整理

文｜方舟子

大约在20年前，关于怎么对待中医中药，我提出了一个口号“废医验药”，中医理论应该废弃，那是不科学的，应该用科学的现代医学理论代替；而对于中药，要用科学的方法检验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自从我提出这个口号之后，有一些受我影响也在批中医的人认为不对，说“废医验药”还不够彻底。为了显得比我更高明，他们提出应该“废医废药”，也就是药物连验都不要验，全部都废掉。如果把废医废药作为对自己的要求，我当然无话可说。个人不愿意看中医、吃中药，当然很好，我对于没有经过验证的药物是绝对不会使用的，所以可以说我也是废医废药。

但是，我说的废医验药不是对个人的要求，而是指一种医学方针、卫生政策，那就不能贸然要求把中药全都废掉不用。中药有那么多，也用了几百上千年了，不能说所有的中药都没有任何研究价值。其次，在中国，中药还有很大的市场，还在普遍使用，不可能禁止所有人用中药。所以，从现实出发，要承认中药会长期被中国人普遍使用的事实。我们能够做的，是怎样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一些限制，也就是验药。

验药包括了两方面，用科学的方法检验有效性和安全性。检验一个药物的有效性是比较困难的，要做很长期的研究，还要做大规模临床试验；但检验药物的安全性相对就比较容易，而且的确有很多中药被发现有安全问题。安全问题特别严重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不管它有效没效都不能用。这也是美国FDA对于“保健品”的态度：有效性可以先不管，但安全性需要保证。所以，“保健品”膳食补充剂没有证明有效，在美国也可以卖；不过，一旦被发现有问题，安全没法保障，有严重的毒性，就会被下架。对于中药，我们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态度，对有效性可以宽容一些，但对安全性就要严格把关，要验证它，首先保证它的安全。即使没有效，也可以作为一种安慰剂使用，毕竟很多人还想用它。但作为安慰剂的一个前提，就是应该有足够的安全性。

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很多中药被发现在安全性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第一类是含有重金属的中药。常见的有朱砂，主要化学成分是硫化汞；还有雄黄，化学成分主要是硫化砷，砷在毒物学上也被当成汞一样的重金属。重金属摄入后会在体内积蓄下来，即使摄入的量不多，也会导致慢性中毒。

雄黄、朱砂在中药里用得非常多。著名的中药“安宫牛黄丸”被很多人当成是一种救命的药，实际上是一种害命的药，因为安宫牛黄丸同时含有朱砂和雄黄，也就是说，同时含有汞和砷两种重金属。安宫牛黄丸现在被炒得非常贵，一般人不会去吃它，所以它的重金属中毒危险相对比较低。但是，有很多常用中药都含有朱砂和雄黄，比如“牛黄解毒片”或者“牛黄解毒丸”。一“上火”，很多人就去吃牛黄解毒片、牛黄解毒丸。牛黄解毒片和牛黄解毒丸里都含有雄黄，而且雄黄的含量相当高。根据它的使用量，一天摄入的雄黄就有几百毫克，远远超出了雄黄的中毒量。

另一类可怕的中药是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马兜铃酸是马兜铃科植物都含有的一种毒素。马兜铃科植物的种类相当多，其中有十几种是常用的中药材，所以非常多的中药都用到了马兜铃科植物，都含有马兜铃酸。马兜铃酸有一个可怕的作用：只要摄入了一点点，即使极其微量也会对肾脏造成损伤，而且是不可逆的。所以每摄入一点，就对肾脏造成一点损伤，长期下去，肾脏的损伤会很严重。一旦导致肾功能丧失，就会得肾衰竭，最终就是尿毒症，要治就只能换肾。

马兜铃酸除了能对肾脏造成损伤之外，它还是一种非常厉害的致癌物，会导致泌尿系统的癌症，还会导致肝癌。马兜铃酸导致的基因突变有很特殊的特征，所谓“基因指纹”。某人得了癌症，就可以查他的癌细胞里的基因突变。如果发现了马兜铃酸的基因指纹，就知道他的癌症是服用了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引起的。中国是肝癌大国，有人测过中国的肝癌患者，有一半癌细胞里含有马兜铃酸指纹。也就是说，中国的肝癌有一半是因为吃了马兜铃酸中药引起的，这相当可怕。中国有超过10％的慢性肾病、肾衰竭病人，主要也是因为吃马兜铃酸中药引起的。

现在有3种含马兜铃酸的中药被国家药监取消了用药标准，但还有马兜铃、细辛、天仙藤等等十几种广泛地用在中成药、汤药里，其中用得最多的是细辛。因为细辛在中药里用得非常多，所以中医就狡辩说，细辛虽然是马兜铃科植物，但马兜铃酸的含量非常低，可以放心地使用。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驳斥这种说法，细辛里的马兜铃酸含量并不低。我刚才说了，马兜铃酸中毒的一个特点就是极其微量也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所以不能以含量低作为辩护的理由。

还有一类中药也需要特别的注意，那就是剧毒的中药。有不少中药毒性非常强，吃了会死人，但还是用来做药物。其中最著名的是那些含有乌头碱的中药：川乌、草乌、附子，都是乌头或者北乌头的根，中药用得非常多。特别是那些号称能够治疗跌打损伤的中药，往往就用到了川乌、草乌、附子，比如云南白药就用到了草乌。这些药物里含有的乌头碱能够起到麻醉、镇痛的作用，用它来治疗跌打损伤会让人觉得舒服一些。但是乌头碱毒性极强，比氰化钾强多了，只要一点几毫克就能毒死人，致死的毒性是氰化钾的100倍左右。现实中经常有人因为吃了含有乌头碱的中药导致死亡，或者吃出了心脏病。云南白药以前从来不注明含有什么成分，说是国家保密配方，后来因为有人吃云南白药被毒死了，国家药监才不得不要求云南白药厂注明云南白药含有草乌，其余的就不注明了。草乌就是含有乌头碱的中药，是会吃死人的，经常有人因为服用云南白药导致乌头碱中毒，乃至死亡。如此可怕的药物当然不应该用。

那些已知有很严重的肝毒性、肾毒性、能致癌的中药也不应该用。比如款冬，因为能治疗咳嗽，所以那些号称能治咳嗽的中药，如很多人经常吃的著名的川贝枇杷膏，就含有款冬（款冬有时候也写作冬花，就是款冬的花）。款冬含有一种生物碱，是非常强烈的致癌物，吃了有很高的得肝癌的风险。中国人得肝癌的那么多，除了吃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也跟吃别的中药包括款冬有关。而有肝毒性的、能够导致肝癌的中药不只款冬一种，还有不少。

一说起中药的毒性，就老是有人说“谈药物的毒性不谈剂量是耍流氓”。最早说这句话的，是一个伪科普的，网名叫云无心。没错，有很多药物的毒性的确跟剂量有关，使用剂量比较小的时候是没有毒性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这样。有些药物的毒性跟剂量没有关系，再小的剂量也会有毒性。我刚才说的重金属，剂量再小也会有毒性，因为它在体内有积蓄作用，会导致慢性中毒。马兜铃酸的毒性也跟剂量没有关系，再小也会对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致癌物的毒性也跟剂量没有关系，只不过剂量小致癌风险低而已，并不是剂量很小就不会有致癌的作用。所以，谈药物的毒性非要去讲剂量，说“不谈剂量就是耍流氓”，这种狡辩才是耍流氓，而且很害人。

要从安全性的角度对中药的使用进行控制，当然首先应该由国家药监来做这个工作。国家药监要维护中医中药，这是中国的国策，要它来控制有毒中药的使用很难，但也未必就做不到。如果舆论的压力非常大，国家药监有时候就不得不应付一下，改变用药的标准。我刚才说有3种马兜铃科中药的用药标准被取消了，就是因为同仁堂的“龙胆泻肝丸事件”舆论压力很大，国家药监不得不做出一点让步。

首先应该取消用药标准的是那些常用的中药，特别是儿科的药物。我刚才说的这些特别可怕的中药，中医广泛用于儿科。朱砂、雄黄、马兜铃科的细辛都是中医儿科普遍使用的，对小孩的危害特别大，这类中药应该首先进行限制。其他用得特别多的常用中药，也应该首先进行限制。

从短期来看，要逼着国家药监采取行动非常难，所以作为消费者，首先要自保，对于中药能不用就不用。有使用中药的习惯，或者再怎么劝说也非用不可的亲戚朋友，怎么办呢？只能退而求其次，从避免使用那些特别可怕的、毒性特别强的中药开始。

2024.04.21录制
2024.05.25整理

文｜方舟子

我从来不会主动去看王志安的视频，他的YouTube频道我从来就没有上过。不过，偶尔会有网友把他的视频片段发给我，意思是跟我有关，或者希望我评论。前几天有网友把王志安评论毛岸英的一段视频转发给我，我一看就觉得很眼熟，原来他把我以前做的两期关于毛岸英的视频消化、总结、复述一下，就变成了他的观点。我在推特上指出后，王志安并没有正面回应，而是对我破口大骂。他说他仔细看了我的视频节目，从我的言行举止判断出我得了老年痴呆，认知能力直线下降，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的初期症状。如此说来，王志安不仅在追着看我的视频节目，而且还看得特别仔细，注意着我的一举一动，应该比看《美男初受》还要认真。他居然还把自己当成神医，要对我做远程疾病诊断。我不是神医，不会对王志安做诊断，不会反过来说他得了老年痴呆，但可以借这个机会科普一下老年痴呆的风险因素，以及应该怎样避免老年痴呆。大家可以根据这些风险因素对比一下，看看王志安和我谁更有可能得老年痴呆。

老年痴呆的病因有很多，最常见的、占60％～70％的是阿尔兹海默症，所以我接下来就只说阿尔兹海默症。虽然有些比较年轻的人也会得阿尔兹海默症，但它本质上是一种老年病，年纪越大，得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也就越高。90％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都已经过65岁了。65岁之后，发病率每5年翻一番。过了85岁以后，30％的人都会得阿尔兹海默症。所以，得阿尔兹海默症的概率是很高的。只有极少部分，大概1％～2％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是遗传的，一个人的某个基因发生了突变，往往比较早就得阿尔兹海默症了。但绝大部分患者得阿尔兹海默症是先天的遗传因素和后天的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先天的遗传因素没办法，那是爹妈给的，我们改变不了，没法预防；后天的环境因素才可以预防。

跟阿尔兹海默症发病有关的环境因素，我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

第一种因素跟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和从事的职业有关。一个人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学历越高，得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就越低。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如果需要特别动脑子，比如科学家、作家，得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也比较低。王志安上过大学，但没有获得最高的学历；而且学的是不需要动脑子的政治学专业，所以他在文化程度方面没有优势。他的职业以前是什么电视评论员，现在又做自媒体发表视频评论，不过是一支肉喇叭。他说话从不过脑子，只会耍嘴皮子，信口开河，很难说从事的是脑力活动的职业。而我不仅获得了最高学历，也曾做过科学研究，后来又当作家，这些都是很费脑子的。所以，就第一个因素来说，王志安处于劣势，我处于优势。

第二个因素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可以分成三方面，第一方面看有没有经常做脑力锻炼。脑力锻炼指的是喜欢做需要很动脑的事，比如下棋（需要动脑子的是象棋、围棋，而不是掷骰子）、猜谜、数独游戏、深度阅读（不是读消遣类的书，而是读需要思考、需要动脑子的书），以及掌握一门或更多门母语之外的语言。讲外语也相当于做脑力锻炼。王志安老是嘲笑别人的普通话有口音、不流畅，其实恰恰表明这些人的母语不是北方话，跟普通话离得很远，如果学会普通话就相当于多掌握了一门外语。比如我的母语是闽南话，我会普通话和英语，就可以算懂三门语言。一个人如果经常做这些脑力锻炼，得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就会比较低。我在这方面有优势，除了懂三门语言，我还是一个业余的下棋高手和猜谜高手。读书就更不用说了，比我读书更多的人估计没有多少。王志安只懂普通话，跟他的母语东北话没啥区别。英语他不会，日语号称为了入籍在刻苦地学，但根据他晒出来的东西，懂日语的人说他连门都还没有入。所以他只懂一门语言。至于下棋、猜谜，他应该更不会了，因为有这种爱好的人是喜欢晒的，从没见他晒过。也从没见过他的言论里表现出读了多少书、读过什么书，整天就是耍嘴皮子，没有任何知识储备。所以，他在脑力方面没有优势，只有劣势。

生活方式的第二方面是体育锻炼，第三方面是健康饮食，这两方面也能够降低阿尔茲海默症的风险。经常从事体育锻炼、有健康的饮食习惯是降低代谢病、心血管疾病、肥胖症的重要因素。心血管疾病、代谢病、肥胖为什么跟阿尔茲海默症有关系，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它们具有关联性。体育锻炼和健康饮食这两方面我更有优势。我每天都会出门远足、爬山，可以说每天都在锻炼。我的饮食更是健康的。我没有任何慢性病、心血管疾病、代谢病，更不肥胖。而王志安不像是喜欢锻炼的人。他曾经号称要为国争光，背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去爬富士山，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富士山顶，结果他自己说最后还是落后了。他的饮食更不健康。他春节期间晒过一桌子肉，一盘蔬菜都没有，可见他认为好吃的东西就是最不健康的大鱼大肉。从他吃的结果看，体重严重超标，还有一身慢性病。他晒出来的多种药里有一种是降尿酸的，表明他患有痛风。从这些可以看出，他的生活方式很不健康。在这一方面，他也只有劣势没有优势，也属于容易得阿兹海默症的高危人群。

第三个环境因素是抽烟，抽烟的人得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比较高。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抽过一支烟。据我所知，王志安以前是抽烟的。他当新闻评论员跟我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知道他抽烟。他看了我的科普之后是不是把烟戒了，我们不知道。但至少说明他在这方面也没有优势，只有劣势。

第四个因素是睡眠。如果睡眠不好，经常失眠，那么得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会比较高。为什么会这样，目前也不是很清楚。有一种理论认为，人在睡眠时，大脑会清除脑组织里的毒素；睡眠不好，毒素累积起来就容易得阿兹海默症。我睡眠一贯很好，虽然我属于夜猫子晚睡晚起，但睡眠的时间有保证，睡眠的质量也非常好。我从来就不失眠，甚至连梦都很少做，说明安然度过深度睡眠才会醒来。而王志安晒出来的每天吃的各种药里，有一种就是安眠药，可见他受到了失眠的困扰。在这方面我只有优势，王志安只有劣势。

最后一个因素是人的精神状态。如果经常处于精神压力大的状态，得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也会比较高。我从小就不觉得有什么精神压力，现在更不觉得有什么精神压力。一直过着比较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生活的压力，没有工作的压力，每天游山玩水、看花赏云，每天还打打太极拳，让自己精神放松一下。网上那么多人包括王志安，在那里骂街、造我的谣，我从来也不会真的把它放在心上，不会因此难受，都是轻松应对。对我来说，从来不会有什么精神压力，不会因此睡不着觉。但王志安每天琢磨着要怎样多涨几个粉丝、多来几个打赏、多一点流量，加上一肚子坏水，老想着要怎样造谣、抹黑。像这种坏人，精神压力往往特别大，这就是为什么他睡不着觉要吃安眠药的原因。就这一个因素来说，我也是只有优势，王志安只有劣势。

以上五方面的环境因素，每一方面都表明我有优势，没劣势；而王志安没优势，有劣势。所以我们两个对比，很明显，我得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很低，而王志安得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非常高，他比我更容易老年痴呆。王志安自己一身是病，不久前才晒过住院的照片和自己吃的一大堆药，却要操心我这种从来不生病、不吃药，没有任何慢性病的生命健康；他一个智商不满80的人，却要嘲笑一个智商超过180的人认知能力不行，这不就是所谓按圣人的标准在要求自己吗？

2024.03.04录制
2024.04.08整理

文｜方舟子

有一个读者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父亲最近被诊断为萎缩性胃炎，医生建议吃“羔羊提取物维生素B12”。这药现在在中国卖得很火，特别是上海，医生都在推广这种药，价格非常贵。一个叫樊代明的院士和另外一个院士（读者没有点名，不知道是谁）在带货这种药。读者问我：对于这种药怎么看？

樊代明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当过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第四军医大校长，号称是研究胃癌的专家，所以跟这种“胃药”能够扯上关系，也算是专家了。樊代明是怎么带货这个药的呢？他说，“羔羊提取物维生素B12”是从新疆的特殊资源天山绵羊的羔羊的第4胃提取的，里面含有各种生物活性物质，是唯一一种从动物内脏提取的药物，也是唯一一种能够根治萎缩性胃炎的药物。

读者说这药卖得很贵，我就去查了一下网上的价格。一盒60粒，460块钱。一次用量是2粒～3粒，每天吃3次。也就是说，一天至少要吃6粒，一盒60粒最多也就吃上10天，平均一天要花46块钱药费。跟中国老百姓的收入相比，当然非常贵。

为什么这个药要卖这么贵？因为号称是从天山的绵羊羔羊的第4胃提取的。这是粗提的提取物，并没有经过纯化，所以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是不知道的。不过我查了一下它的专利说明书，研发者说提取物里的活性物质是两种，一种磷乳酶、一种胃蛋白酶。怎么知道是这两种活性物质在起疗效呢？专利说明书说，要根据这两种酶的活性来确定提取物的质量。也就是说，如果这两种酶的活性达标，提取物就是有效的，即使还有别的活性物质，也是无关紧要的。否则，没有测过别的活性物质的活性，不知道提取物里究竟有没有别的物质、有多高，就不能知道提取物会起作用。所以根据专利说明书定的提取标准，我们可以知道，研发者说的这药的活性物质就是这两种酶。

这两种酶究竟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可能有效呢？第一种酶磷乳酶是反刍动物在胃里分泌的一种酶，它的作用是让吃下去的乳汁凝固，帮助消化。人体里没有这种酶，不需要磷乳酶帮助我们把喝下去的奶凝固了再消化，吃它对人没有任何作用。另外一种酶胃蛋白酶，倒是人体有的。人的胃也会分泌胃蛋白酶，它的作用是水解、消化食物中的蛋白质。吃别的哺乳动物的胃蛋白酶，的确能起到帮助消化蛋白质的作用，但胃蛋白酶必须在酸性很强的特殊条件下才能起作用，而消化不好、得了胃缩性胃炎的人，自身分泌的胃酸就不足，光吃胃蛋白酶就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医生一般会建议，吃胃蛋白酶的同时也要喝稀盐酸，这样才能让胃蛋白酶起作用。羔羊胃提取物并没有要求同时喝稀盐酸，所以光吃它起不到作用。

如果真的想吃胃蛋白酶，也没必要去吃羔羊胃提取物，市场上有纯化过的胃蛋白酶在卖，一般是从猪的胃提取的，活性比什么羔羊提取物里的胃蛋白酶要强得多，而且也便宜得多。在中国市场上，吃胃蛋白酶大概一天也就两块钱，比吃羔羊提取物一天46块钱，不是便宜得多吗？

为什么有些人吃了羔羊胃提取物的确觉得有一些效果呢？因为这个药除了所谓羔羊胃提取物之外，还添加了维生素B12。患有萎缩性胃炎的人吃维生素B12，是会有疗效的。

萎缩性胃炎的病因主要是两种。病因之一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也就是免疫系统乱掉了，身体产生抗体去攻击自身的胃细胞。但这种自身免疫萎缩性胃炎很罕见，在中国尤其罕见。中国的萎缩性胃炎基本上都是感染幽门螺杆菌引起的，它有一个特征是会导致胃酸分泌不足。而胃酸分泌不足，会导致吸收不了食物中的维生素B12。维生素B12在食物里是跟蛋白质结合在一起的，胃蛋白酶把蛋白质消化了，把维生素B12分离出来，才能被人体吸收。但是我刚才说了，萎缩性胃炎患者的胃酸分泌不足，胃蛋白酶在这种情况下就发挥不了功能，导致了食物中的维生素B12跟蛋白质仍然结合在一起，没法被人体吸收。所以，这种萎缩性胃炎就会导致维生素B12缺乏的后果。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只要吃维生素B12制剂就可以了。维生素制剂里的维生素B12没有跟蛋白质结合在一起，吃下去并不需要胃蛋白酶的帮助也能被人体吸收。

50岁以上的人患萎缩性胃炎很常见，10％～30％以上都患有萎缩性胃炎，但大部分萎缩性胃炎患者都没有症状，没有感觉，所以不知道自己得了萎缩性胃炎，这就会导致维生素B12缺乏。所以建议50岁以上的人，最好每天都口服维生素B12，可以吃专门的维生素B12制剂或者含有B12的复合维生素，预防B12缺乏。维生素B12制剂非常便宜，中国市场上100片不到4块钱，每天吃1片就够了。也就是说，一天的费用也就4分钱。把这么便宜的维生素B12添加到没用的什么羔羊胃提取物里，一下子身价千倍，一天的费用变成了46块钱，涨了1000多倍，这不就是在骗人吗？

至于樊代明说吃了这个药能够根治萎缩性胃炎，也完全是骗人的。萎缩性胃炎目前的治疗是这样的：如果是幽门螺杆菌引起的，就用抗生素把幽门螺杆菌消灭掉，另外再吃维生素B12。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什么药可以用，萎缩性胃炎是根治不了的。

樊代明这十几、二十年来一直在提倡一门他创造出来的新医学，叫做“整合医学”。主要的意思是，医学不是一门科学，所以要跟中医整合，就叫做整合医学。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官方提倡的中西医结合换了一种说法，变成了他发明出来的新医学。他到处作演讲、出书都在讲整合医学。但是，别看他是一个院士，还是医学领域的工程院院士，他的水平非常差。这人是“工农兵学员”出身，底子就没打好，所以到处去做演讲、出书，里面有很多知识性错误、常识性错误。很多医学常识、生物学常识，他都不懂，都在乱说。我以前已写文章专门批过他，我们新语丝网站也有很多别人写的文章批樊代明的整合医学。

但是，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兼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很欣赏他。2015年，饶毅主编的《赛先生》网刊连续刊登樊代明宣扬整合医学的文章。还加编者按吹捧樊代明，说不论是深度和广度，樊代明对医学的思考在中国医学界都超出了平均水平。这个编者按一看就是饶毅亲笔写的，因为是半通不通的文字。我当时就写了文章一一驳斥樊代明的谬论。饶毅联系我说，想作为争鸣在《赛先生》刊登我这篇文章，但要求我把文章里那些嘲笑、讽刺樊代明的句子删掉。我同意了，反正实质内容还在。于是我那篇文章就登在了《赛先生》上。没想到的是，饶毅是拿我的文章作为靶子，又组织了一批批评我的文章。那些批评我的文章当然写得很可笑，所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去反驳，这下饶毅就不登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饶毅不可靠、不是个东西了，还不是从韩春雨事件才知道的。

正因为有饶毅这种人在吹捧樊代明，所以樊代明在中国就越来越有市场，话也越来越敢说，现在甚至也宣扬起了邪教。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人如果生了病，要靠自然力来痊愈，不要吃药、不要开刀，开刀以后元气就跑了。鼓吹生病不要吃药、不要动手术，这不就是邪教吗？很多邪教，比如法轮功也是这么宣扬的。

不管樊代明是鼓吹整合医学，还是宣扬邪教，最终还是要赚钱的。他以前赚钱的方式主要是卖整合医学教材，利用他的院士地位，逼着很多学校、医院、学生买他的教材，一部教材1000块。后来就开始带货了。以前已经带货过阿胶那个骗人的东西，号称对阿胶做整合医学研究证明，阿胶的确有效。现在又带货羔羊胃提取物这种骗人的东西。这就是一个骗子。也只有在中国，骗子才能成为院士，所以我们可以把他叫做骗子院士。

2024.02.03录制
2024.03.30整理